五月的四天

文转自：从电影《五月的四天》看民族国家文化立场问题：陈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有七十年之久，此类题材的电影书写早已不再停留于“大炮轰鸣”的热闹场面，这段不可消弭的历史不断以新的视角出现在银幕上。各大国际电影节也不断将重要奖项颁发给此类影片，广为中国观众熟知的就有斯皮尔伯格的 《辛德勒名单》（1993）、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师》（2002）、史蒂芬·戴德利导演的《生死朗读》（2008）等等。我们可以从正面的角度看到，这些电影探讨了处于黑暗中的道德良知，身为纳粹分子却向往着人类的文明，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挽救了犹太人的生命，让人们看到了救赎的希望。从世界和平的意义上说，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平等相待，自然远胜于相互之间的隔阂与敌视。面对这些不断被注入新意的影片，电影研究与批评不仅要关注其艺术和人性的发现，而且有时又不得不介入历史的阐释框架之内。由俄罗斯、德国和乌克兰合拍的《五月的四天》，便是一部因“二战”历史问题而引发争议的影片。该片从创意到合资拍摄直至进入各国电影市场的过程，一开始似乎十分顺利，其讲述的战争与人性的话题也颇有新意，但在俄罗斯上映过程中，却引来激烈的反对声音。透过批评者的观点，我们发现，文化记忆理论与有关战争正义性的言说、个人视角与集体乃至国家视角的价值对立，也许都会对有关电影的评价乃至历史的理解发生影响。电影触摸“二战”历史的同时，民族国家的立场和文化记忆从未消失过，但在国际关系格局不断变化之下，既有的历史书写和正义性划分不时受到新的挑战。电影参与历史书写，这一命题在大众影像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如何看待历史真相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历史评判，这些电影文本之外的问题，却终究要成为电影研究的不可或缺的视角。

一、论争：电影是否为某种历史观提供支持

2011年8月9日，由俄罗斯、德国和乌克兰三国投资拍摄的电影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首映，并最终斩获最佳男主角奖。从三方投资情况看，德国出资最多，为六百万欧元，乌克兰投入仅为五十万欧元，而俄罗斯投资为一百二十万欧元。俄方投资虽然不多，但却是由国家文化部所为，因此其意义不可小觑。何况故事的创意来自俄罗斯制片人兼主演阿列克赛·古谢科夫。古谢科夫曾获得俄罗斯人民演员称号，其所代表的国家形象意义应该非常明确。该片首映之后，还在俄罗斯几个电影节上获得了不同奖项，整部电影制作堪称当今欧洲一流水准。电影采用的是一位德国少年的叙述视角，隐喻德国人对“二战”后期占领德国的苏军的认知过程，国家和民族的和解意图在这部电影中似乎得到了充分揭示。为此，古谢科夫和德方导演阿海姆·冯·勃里斯都相当自负。然而，当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准备在胜利日前夕，即在2012年5月7日晚间播放这部影片时，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在俄罗斯老战士协会的强烈要求下，独立电视台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播出计划。老战士协会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该片违背了历史事实。客观地讲，《五月的四天》在德国上映已达半年之久，收获了高额票房，加之获得多个电影节奖项，可称得上是艺术与票房的双丰收。那么，为何会在俄罗斯国内突然引起巨大的反对声音？其中意味倒是颇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在文化阐释普及的年代，电影艺术几乎难以在封闭的文本系统内独善其身，其所触及的历史和人物无可避免地要受到集体、民族乃至国家文化立场的审视和解读。和解还是对峙，犹如一首变奏曲不停顿地演奏。如果放弃思考，也即意味着自身的话语权力将会在无形中被他者立场悄然吞没。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对这部影片的剧情做一下基本介绍。《五月的四天》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在1945年5月5日至8日，地点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波美拉尼亚地区。苏军大尉果雷尼奇带领一支八人侦察小分队来到这里，并驻扎在一所收容德国女孩子的福利院内。彼得是这里唯一的德国男孩，虽然只有十二岁，却深受法西斯主义思想影响，试图向苏军侦察兵开枪。大尉果雷尼奇沉着地拿下彼得手里的冲锋枪，但并未把这个孩子当敌人对待。离福利院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支德国部队，他们想从这里登船撤离至丹麦并向英国人投降。夜里，大尉派人破坏了德国运输船上的发动机。5月8日，侦察分队的上级指挥官少校格鲁金来到福利院。这天正好是纳粹投降的日子，少校喝得醉意醺醺。当看到福利院一个德国女孩时，少校产生了施暴的邪念。大尉果雷尼奇不顾少校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毅然上前阻止并缴下少校的手枪。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耻行为，少校格鲁金宣布福利院里住着化装的“弗拉索夫”分子①，随后率领部队进攻福利院，准备消灭果雷尼奇大尉的侦察分队。为了保卫福利院的孩子们，驻扎附近的德军部队前来增援苏军侦察分队，他们共同与少校带领的苏军部队进行战斗。影片最后，这些德国军人带着福利院的孩子们一起乘船前往丹麦。

影片讲述的故事本身实在令人称奇，类似的“二战”题材电影在苏联及解体后的俄国电影史上从未出现过。影片所着力塑造的主人公苏军大尉果雷尼奇，堪称富于高尚人道情怀的苏军军官形象。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于德军包围之下的列宁格勒，但他却并未因此满怀复仇之心地对待德国平民。在夺下彼得手中的枪后，他并未追究这位受纳粹思想毒害的少年的罪责，而只是把他当成不懂事的孩子来对待。在福利院里，他对手下士兵严明纪律，决不允许对德国女孩非礼施暴。他还和士兵们拿出美味食品，与福利院的教师和孩子们一起庆祝和平时刻的降临。为了维护心中神圣的人道精神，果雷尼奇甚至不惜冒犯顶头上司，并最终惹来杀身之祸。阿列克赛·古谢科夫不愧是俄罗斯人民演员，他把果雷尼奇塑造成一身正气的苏军英雄，战斗经验丰富并且富有道德良知。影片结尾，虽然这位英雄悲壮地牺牲在自己人的枪口下，但他的死却赢得了彼得和所有德国人的深深敬意。从电影本身来看，它的主题和表现意图几乎完美得无懈可击。

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部影片在德国放映长达半年之久，电影所承载的文化和历史功能得到了充分发酵，它所隐含的敏感话题也随之被揭示出来。一些俄罗斯城市拒绝该片上映，认为它歪曲了苏军和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一些俄国影评人也对此片大加挞伐。当然，要想了解这些针对此片的激烈言行，还必须从俄、德两国当代文化语境中予以阐释。德国文化记忆理论的代表人物阿斯特莉特·埃尔曾说：“文学与回忆或者说记忆（个体以及集体记忆）之间的相互联系，已经成为了目前最热门的文化课题之一。”②关于“二战”时期德国人的回忆，是当代德国记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按照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的划分方法，以1968年和1989年为界，可将战后德国人分为三代，即战争和重建家园的一代、战后第一代、战后第二代。作为战争和重建家园的一代德国人，他们努力将自己与纳粹主义和纳粹大屠杀撇清关系，将其从自己的历史中剔除出去。“对德国人来说，这第一阶段是作为彻底的失败体验而开始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彻底失败，而且也是集体自尊和民族自我理解的崩溃。当时的德国人把战争结束和战后初期体验为历史连续性的彻底断裂，在这种断裂中，他们必须摒弃过去，但作为继续行动的前景的未来，却尚未在他们的掌握之中”③。战后一代有意续接民族历史的断裂，承认纳粹主义曾是本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但却有意识地同纳粹主义划清界限。战后第二代，即1989年之后的一代，开始从家族认同的角度承接民族自我的延续性，因此营造出浓厚的德国家族史回忆书写文化语境，其中既有犹太裔女作家莫妮卡·马龙《帕维尔的信》（1999）记录“二战”反犹以及东德政治的小说，也有代表德国主流社会群体的乌韦·提姆小说《以我哥哥为例》（2003），从纳粹后代和旁观者的角度重现有关“二战”的家族记忆。当然，“华沙条约”体系垮台之后，战后德国“受害者”记忆的作品形成了文化热点，如玛塔·希勒斯写于1945年的日记《柏林的女人》（2003）再版，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描写苏军占领柏林时德国妇女所遭受的屈辱。这样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与以往“二战”胜利一方的正义性表述形成内在的紧张关系，也提出了这段历史如何再言说的问题。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文学与回忆不仅是文化的热点，起着家族认同和民族自我认同的意义，同时也正在成为德国人自己重新书写历史的一部分。这也就意味着，在此文化语境中，文学和电影参与国家和民族历史建构的功能被不断加以强调。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学者阿莱达·阿斯曼也曾认为：一部分“德国人准备用他们的受害者角色偷偷替换他们的历史责任，这一点不能低估”④。

上述文化语境自然会引起相关国家的警觉。俄、德、乌三国合拍影片《五月的四天》问世之后，俄罗斯国内为此所产生的激烈论争，根源就在于其所触及的历史书写问题。该片围绕俄、德两国有关“二战”的敏感话题，虽然塑造了一位高尚的苏军大尉形象，但是所描写的事件本身却留下了异质的阐释空间。前面已经提到，集体回忆“二战”结束后被占领者“强暴”的恐怖记忆，正是“冷战”之后德国的一个文化焦点。在反对者看来，《五月的四天》恰好进入到这一文化语境之内，并可能被看成是来自俄国方面的一个佐证，这无疑触动了国家和民族形象的根本问题。在此背景之下，电影艺术奖项以及市场等方面的成功，显然已无法掩盖国家和民族之间在历史评价问题上的分歧。从发表在俄罗斯《文学报》2012年5月16日的一篇文章来看，似乎可以见出批评者愤慨的理由。这篇题为《并非俄罗斯的神奇童话》的文章写道：“在出现了类似《恶棍》这样的电影之后，似乎能够证明，在电影拍摄的不久以前，苏联军队粗暴地撕毁互不侵犯条约，开始轰炸熟睡中的和平的德国城市，烧毁德国村庄，利用死亡集中营的人体材料，出售头发以供弹簧垫原料，人皮做灯罩、钱包，用人体骨灰去做肥料，驱赶成群的德国少男少女去西伯利亚做苦役，强迫、强迫———”⑤文章作者首先表达了对俄罗斯国内某些电影的不满，认为这些电影生产者和创作者单纯从市场票房出发，缺乏对国际文化语境的基本嗅觉，所拍摄影片会产生帮助新纳粹分子篡改“二战”历史的作用。随后，作者笔锋一转，道出了时下对“二战”中苏军占领德国的负面书写的隐忧：“戈培尔在地狱里拍手叫好了：互联网上说犯下残暴罪行的不是法西斯士兵，而是苏联士兵对德国妇女和儿童施暴。矗立在柏林特列普多夫公园的苏军解放纪念碑，被侮辱性地写上：‘纪念不知名的施暴者。’尽管有德国媒体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报道过被苏军拯救过的上千儿童后来的命运，但是法国的一些研究者却在用某种方法计算出‘二战’之后被强暴的德国妇女有二百万之多，当然这些施暴者是苏军士兵，而不是法国、英国和美国士兵。”⑥显然，俄罗斯《文学报》这篇文章的作者注意到有关“二战”的历史叙述场域问题，这一点事关俄国的国家和军队形象。近年来，关于德国妇女被苏军“施暴”的问题屡屡成为焦点，如在2002年英国军事史学家安东尼·比佛尔撰写的《柏林，1945年沦陷》在英国出版。该书根据俄、德、美、法、瑞典等国战争档案以及当年受害人的记述写成，其中提出，在1945年苏军攻入柏林至1948年开始的“柏林危机”这三年时间里，估计有近二百万德国妇女遭到苏军强奸。该书出版发行后，立即受到俄罗斯驻英大使的指责，称其是对俄国的“侮辱”。2003年，德国女记者玛塔·希勒斯在1945年撰写的日记《柏林的女人》再版，成为当年德国最火爆的畅销书，由此也引发了德国和俄国之间关于苏联红军是否大规模强奸德国妇女的外交争论。2008年，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影，由德国和波兰拍摄完成，该书的国际影响力再一次被放大。在此背景之下，《五月的四天》在俄罗斯国内引起激烈争论，自然具有维护国家和民族立场的意义。

战争的意义对于任何一方都是残酷的，所有的作品展现的欧洲战场没有中国红军思想境界可以舍身往死的英勇士兵，更多的是从军的无奈和家毁人亡的惨痛境遇。

五月的确是个浪漫的日子，法国人在五月“随心所欲”逃离（『随心所欲的五月』情节），这里德国男爵夫人带着女孩们在结束战争的那一天与苏联红军得士兵们浪漫的户外聚餐，无不体现欧洲人热爱生活的情怀，而荒唐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上尉红军没有被海边多数的纳粹德军袭击，而是被自己红军上司因为一个女佣的个人恩怨遭到了屠杀，而德军没有表现出纳粹的残暴，却来营救帮助妇孺们的红军上尉，一场红军联合纳粹与红军展开的对抗。

这里没有敌我的正义与邪恶，没有民族的“犯我必诛”的“情操”，而是对人性善恶的讽刺，是对放大个人尊严的嘲讽，更是展现真情可以不分国界，善良的人与人是可以互相感染的，上尉并不可怕，男爵夫人高贵气质强大内心也是可以放下架子，帅气的士兵也可以用钢琴得到女孩的芳心，更加展现了男孩从开始的纳粹思想到最后单纯的爱，这都是人性善良带给所有人的希望。

有位伟人曾经说过人性是带阶级的，不想过多评论，但当今社会我们更应该看于人为善的意义。

大量古典音乐的点缀增加轻松浪漫的气氛，更加映衬出真情超越了战争带来的煽情感动。

一个人炫耀什么就是缺少什么，欧洲在反思战争带来的灾难，而我们还在树立一种情怀。

最近之所以喜欢德国电影，是因为它的真实。这部电影让我为之动容在于它表现出来的人性。

故事中的小男孩是一个线索，故事中的俄国军长是另一个线索。

小男孩的勇气，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表达出来的情欲，嫉妒，机敏，以及希望在最后一刻参与战争的勇气，让这个人物非常的丰满。这个男孩表现出来非凡的勇气和担当精神，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会保护好她们的”其实就暗示了这一点。上将在查看他父亲母亲的照片那一刻的对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这是你的母亲吗？小男孩说：请你把它还给我。男孩虽小，但是他却试图保护自己的母亲，不允许其他男人觊觎。

但是我更喜欢上将的这个形象。上将两次保护了孤儿院的女孩，让自己手下的将士们保持姿态，保持纪律。他并没有说：你们都不许这样那样，而是说，这个女孩我要了。他把男孩的裤子改成短裤，说这样如果被俘，可以因为他是孩子饶他一命。在俄军进攻时他说，我没有权利命令你们，你们可以选择离开还是留下。

在德国宣布投降之时，俄国人鸣枪欢呼，德国人默默祈祷，明明前几日他们一起生活那么快乐，但是他们终究是不同种族，他们对于战争保持着不同的态度，站着不一样的立场。这种客观的冲突和主观的因为相处而产生的情感相互纠缠，让他们从完全的背离和防备变成可以和谐共处的状态，这中冲突之下的和谐状态反而更有张力。

这部片子里让我觉得非常优秀的是塑造了非常多的人物，比如说孤儿院负责人，一个坚毅而又有温情，强硬也有手段的女人。她和上将对话的一幕表达了非常多的内容，有对侵略者的不满和怨恨，有对家乡的怀念，对这个上将又亲切又防备。

还有在战争时期却无比浪漫的将士，以及他和女孩之间的爱情。

这让我思考，音乐存在的意义。音乐创于和平时期，但是如果出现在危急之时，则会非常具有魅力，是一种无惧无畏的自由的象征，是一种对生命的赞歌，就像泰坦尼克号沉落之时的乐手们。这时候的音乐，让人们不再只是为了活下去的生物，而是脱离恐惧和现实悲哀的自由的灵魂。这也就是为什么音乐，以至于艺术如此伟大。

故事本身非常迷人。德国海边，五月的四天（实际上是1945年5月8日战争结束前的四天，苏军已于4月30日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5月2日，德国元首继承人卡尔•邓尼茨命令德军部队停止抵抗），此时的苏军在德国本土已进入收残扫尾阶段。一位苏联上尉军官率领的8人小分队，一位前俄国贵族男爵夫人看护的幸存孤儿院，一支在海边集结准备乘船去丹麦向英军投降的纳粹小部队，这场战争对于他们，已失去太多，他们早已疲惫，他们只想着战争结束后的生活，战争的伟大意义于他们又如何？他们不再争论是叫圣彼得堡还是列宁格勒，柴可夫斯基或舒曼的钢琴曲一样动听……战争对于个人只有残酷。任何时期，任何国家，总有叫嚣战争的好战分子。往往，战争中失去生命的士兵只沦为政客们的牺牲工具，他们的死，只对他们个人他们家人有意义。战争，只应是别无选择之后的最后选择。

请允许我先抄一遍剧情简介：这简介写的太好啦，每个点都被说的明明白白。 德国，二战结束前的四天。一位率领着他的部队占领海边孤儿院的苏联军官。一支在海滩驻扎的纳粹德国国防军部队。一种反常的危险的爱。 所有人都对战争感到疲惫，只有十三岁的孤儿彼得，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个英雄，千万百计煽动两支部队。直到他意识到，真正的敌人早就潜伏在其他地方，而他所谓的敌人，其实是如父亲般的朋友。 这时划清的不是敌与友之间的界线，而只是善与恶之间的界线； 电影中的小男孩像一个玩枪走火的家伙，一次次挑拨两军之战，最后被如父般的敌方军官深深理解加保护，最后，小男孩见到军官“父亲”捂着胸口，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和倒地的军官一样痛苦，只不过他是因为失去了如父般保护他的人，以及真正意识到了战争的残酷，时间计量，这一切发生在战争结束前的第四天。 四天可以使一个男孩真正成长。 战争，机构于个体的幸福，情感，被理解，或者正义而言，着实是一股巨浪，咆哮着不由分说地淹没所有； 说实在的，小男孩的英雄情结是我看了简介后才发现的。小男孩“作死”过程，诡谲欠打，叛变来，叛变去，被理解，被夸奖，让我竟然有种小男孩在扮演双面无间的错觉？我越看，越替这个熊孩子着急：你老家都打成这样了，你还老想着谈恋爱，老想逞能，真想给你一锤子。毕竟，小男孩因为嫉妒，差点害死八人组。因为嫉妒，故意拆散爱情，把军人送上军事法庭。 可细细想来，这应该不是电影的问题，而是我忘了年少时的英雄情结，哪个拿着刀叉剑戟 ，ak47的男孩不是做着跟小男孩一样的中二英雄梦？与他而言，战争可能是一个硬核舞台，可殊不知战争要付出的鲜血代价。似乎，每个男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冲锋陷阵的小男孩，都想要一刹那的高光时刻，可是战争的残酷和凛冽只有真正经历了才会知道。全片为了突出战争残酷，将着力点放在了小男孩美梦破裂的过程，小男孩被催促着成长，并贯穿始终。 主线和高潮的铺垫下，刚正不阿的军官为了保护短发美女，故意宣布她属于我了，意思是你们谁也别碰。碰的话，我一让你出局，二送你上军事法庭。更重要的是，战争是人性欲望的放大器，可这位军官并没有用暴力和权利侵占她。这就像一枚成熟的桃子，在男人的斗罗场中一直被一个正直的男人守护着一样，直到这一切，在碰到了更凶残的友军之后，土崩瓦解，这种克制和隐忍才真正的爆发出来：不管你是敌是友，伤及无辜的话，就是要干丫挺的。 谁说胜利方即正义?谁说纳粹就没有人性?谁说友军就一定要出兵相救?谁说战争双方就一定要兵戎相见? 这个故事最终落到了个体，以及阴差阳错地和友军开战，因为人性的恶，因为美好的难以保护，因为丢失的生命，因为人的命运在战争中的不可琢磨。 影片最后，当他们抛弃了国家，忘记了胜利的喜悦，一个个誓死为美好人性和忠诚捍卫的时候，我只能说，战争真是糟糕透了，荒诞的指令，机构内的不由自主，以及欲望的恶，真的是糟糕透了。 回归正题，如何拍一部优秀的战争片? 战争让个体痛苦，让情感丧失，让美好丧尽，这么拍的话，没问题。可战争如果玩弄了个体或群体的命运，让正义邪恶变得模糊，让敌友不分，让人性丑恶放大，让组织内部失去意义的话，这么拍，就会更有趣些。而这部片，恰恰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