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讲这两个男人吧,马福礼和胡昆汀,摘下面具后的恐惧和空虚。 不过讲这两个男人之前,要先讲一下另一个男人,李建设。 30年前,李建设是拖拉机手,和赵凤霞青梅竹马,可惜兰因絮果,命运弄人,赵凤霞嫁给了马福礼。 李建设思念成疾,在拖拉机下面的零件上,刻下了李建设、赵凤霞结婚证几个字,海誓山盟,并发誓终生不娶。 一次,马福礼、李建设、赵凤霞三个人一起外出,拖拉机坏了,李建设和赵凤霞去修拖拉机,两个看见拖拉机下面刻着的海誓山盟,于是激情翻涌,当场便脱了裤子偷情。 不料拖拉机溜滑,二人惨死,成了亡命鸳鸯。 马福礼下车一看二人脱了裤子,一时恼怒,就告诉警察,是他故意杀人的,以此保全面子。 李建设和赵凤霞如此相爱,只因为父母媒人,只因为社会风气和舆论,所以不敢在一起。他们是被束缚的人。 而在拖拉机下,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的爱情和激情冲破了种种束缚,他们在死前,做了自己一辈子最想做的事,死得其所。 我在知乎看到过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说退出学生会的时候,学生会干部勒令要写一万字的退会申请,怎么办? 绝大多数回答都在说,写个屁,学生会就是个屁。 然而,学生会这样的社会属性,却也让一些大学生不敢违抗。 到底有多少人,是唯唯诺诺,畏畏缩缩,不敢活出自我的呢? 马福礼和胡昆汀,这两个人都是。 马福礼,30年前被戴了绿帽子,光天化日之下,在山路上,老婆和李建设就敢没穿裤子偷情。 为了保全面子,马福礼撒谎说人是他杀的,因此坐牢15年。 然而根据邻居大爷观察,马福礼一直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人只因为所谓面子,就去坐牢15年,这是一只本末倒置的荒谬,荒诞中好像合乎情理,情理中又让人觉得哭笑不得。 30年后,这个案子要被翻拍成话剧。 拍成话剧,公演,马福礼杀人犯但名声就要传出去了。 因此,要不要翻案,要不要背上杀人犯的名声,又一次开始烦恼马福礼。 马福礼去请教律师和屁哥。 律师说要,为了做人的尊严,为了社会的真相。 屁哥说不要, 因为佛说的虚无,因果,放下; 因为基督说赎罪,忍耐,克己。 但是屁哥的毒鸡汤是为了保全自己哥哥李建设的名声。 后来这部话剧,落在导演,团长,屁哥(商人,私人相关),市领导(权力,私人相关)这些大人物手里,马福礼作为当事人没有参与讨论的资格。 马福礼作为当事人,被杀人犯、丈夫、继父等等身份牵制。 在尊严、真相、解脱、赎罪、责任里徘徊。 在翻案或者不翻案之间挣扎。 最后小贾说他冒犯了演员的自我和艺术。 于是这件事传在网上,他又成为众矢之的,要为网络和网民负责。 男人的脸面、父亲的责任、做人的尊严、社会的真相、大人物的角逐玩弄,而且还冒犯了艺术,得罪了网上千千万万的网民。 马福礼,福是个人的幸福,礼是社会的规则和束缚。 说来说去,唯独没有马福礼的自我,只有马福礼的社会属性。 没有马福礼a,只有马福礼b。 无奈之下,马福礼经过屁哥点通,明白了人首先是个自然人,其次才是社会人。 人死了就是一张纸,有了这张纸就没有了社会关系,就可以离开社会。离开了社会,就能对女儿负责。对女儿负责,就可以换来家庭的幸福。 这家庭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才是马福礼a的自我追求,才是人的实在。 导演胡昆汀,想要三件事。 要搞出好艺术,要做导演出名,还要跟女演员谈恋爱。 既要、又要、还要,三件事缺一不可,可惜三件事他一样都得不到,因为他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 人在面对真相和虚无的时候,会有一种失去了群体保护的孤独感和不安感,如果一个人缺失对自我探索的力量,缺少面对虚无的勇气,就无法填补摘下面具后的空虚和恐惧。 人们靠着把自我隐匿然后消失在自我之外而存在,所以,必须永远戴着一副假模假样的面具生活。 而戴着面具的人,面具戴久了,就摘不下来了。 胡昆汀一出场,趴在地上导戏,特别专业,特别投入,好像是为了艺术痴狂的才子。张口闭口引经据典,随时准备为艺术献身。 可惜,这夸张的痴狂的艺术的导演,只是胡昆汀的一张皮。而且还是一张不怎么结实的皮儿。 拍戏的时候,导演才有权力喊停,然而这部戏一半的笑点,都来自于无论是谁,都有权力喊停。 马福礼说自己是当事人,喊停。 屁哥说你们不能侮辱我死去的哥哥,喊停。 屁哥给团长20万改戏,团长也开始喊停。 看门大爷苟也武说,导演和女演员搞破鞋,喊停。 市领导说这部戏侮辱了调查真相的师父,喊停。再改。 演员说导演不行,假模假样,水平不够,天天改戏,还想跟女演员睡觉,不拍了,喊停。 马福礼的老婆说剧组污蔑了马福礼的名声,喊停。 胡昆汀披着导演和艺术的皮,却是个人尽可欺的loser 导演这张面具,丢了。 要搞艺术,谁来了都能改戏,忍气吞声的改,戏却停拍了,演员跑了,没办法。 舔着脸去跟演员喝酒,罚酒,道歉,认错。 满嘴高雅的引经据典的台词,变成了哥俩好,么么哒,我就是个普通人,我以前都是装逼的,只要你们回来拍戏,我就是孙子。 到此,文人墨客的清高,文化,素养,艺术,这张面具也丢了。 导演的地位、艺术的清高丢了,爱情呢? 为了戏能拍下去,为了不被举报出轨搞破鞋,于是改口说自己不喜欢小贾。 爱情也丢了。 我只是想拍戏,我到底冒犯了谁? 我已经把灵魂给了你,为什么你还要夺走我的名字? 原本躲在导演、艺术、爱情后面的胡昆汀,在丢失了三张面具之后,彻底迷失了自我。 而且还被原配老婆叫人来打了一顿。 到最后,是勇敢的小贾找来了拖拉机,并找到当年的真相,找到了李建设和赵凤霞偷亲的理由,找到了他们隐藏的自我,真我,实我。 于是胡昆汀才得到了救赎,他放弃了导演的署名,抱着信念和小贾演了一场戏,在戏里,他即是他的本我胡昆汀,又是演员的第二本我李建设,最后他找到了艺术,也找到了爱情,放弃了车和房子,放弃了导演和事业,离婚和小贾私奔了。 这才是胡昆汀,真正想要的东西,这才是他的实在,他的追求。 世界是嘈杂的,一件事,一件历史,当事人说不出口,外人七嘴八舌,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偏见去发表意见,去更改事实。 就好像马福礼和老婆去买枕头,无论怎么和主持人解释,主持人也不明白,枕头就是小马。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时候我们有些真相,不足以外人道。真相不重要,自我才重要。别人怎么看怎么误会不重要,因为误会是必然的,自己幸福最重要。 这个社会有时候是残忍的,多多怀孕,打胎,被渣男抛弃,多多的所谓朋友还在欺负她,霸凌她,嘲笑她。社会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我们在社会中迷失自我,只有脱离了社会才找到真正的自己。 笛卡尔说,征服你自己,而不要征服世界。只有摘下面具的那个你,才是真的你。 在对社会负责的前提下,应该和自己和解,从压力中从虚伪的面具中走出来。 很多男人其实也是弱势群体,他们一辈子被责任、竞争、工作、面子、权力、金钱、身份、舆论所束缚,他们委曲求全,没有自己的快乐,没有自己的追求。 有多少男人,在回家之前躲在车里,楼道里,静静的发呆,抽一根烟,喝一杯酒? 因为只有这个片刻,男人不是学生,不是工人,不是丈夫,不是父亲,不是任何人,只是他自己。 然而片刻过后,生活如潮水般继续。 但是,生活在没人去生活之前是没有内容的,只有你选择了要过哪种生活,生活才开始被你填充。你需要的重新找到自己,并理解一件事,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你挣脱不开,那就是你自己。 佛祖帮不了你,基督帮不了你,做人的尊严和社会的真相,都无益于你,别人的看法和你伪装的面具,都是一种表演而已。 要获得幸福,只有靠你自己。 藏在面具后面的你,有没有能力面对自我,追求自己的幸福呢? 以上,是对《第十一回》中,两个男人摘掉面具,找回自我,追求幸福的解读。 其实这部电影内容非常饱满,3个女主也很有趣!配角也很有趣!很多细节印象深刻、很多台词也非常值得回味!! 有空再把女主角、配角、细节和台词,挨个深入解读一番吧!
有空补充更新
#20210223杭州点映
一部充满了先锋戏剧味道的电影,陈建斌又会拍又会演,因为本身没有预期,又比《一个勺子》好了太多,就觉得这部片子真是出乎意料的好。全片都是对称和投射,电影+戏剧的形式简直完美的将戏剧的文本隐喻投射到了现实形体之上,以“电影中排练的戏剧”对应“电影中的现实”,和“电影中充满戏剧感的现实”对应“电影观众也就是我们所处的真实现实”做双重投射:
比如大鹏拽了大段汉德克《骂观众》的文本与“话剧上演时从观众席穿梭而上的演员用探照灯不停的晃射观众的眼睛以期达到冒犯观众的效果”相对应,同时镜头里晃过的探照灯也会晃过我们的眼睛,电影里两次一闪而过的白屏也是对我们的冒犯。因为我们也是观众呀,我们既看了电影,还看了电影里的戏剧,是双重观众的身份,那大鹏的“冒犯观众”,绝对也要冒犯我们。
又比如电影里的贾梅怡和胡昆汀对应戏剧里的苦命鸳鸯“赵凤霞和李建设”,胡昆汀说生活中是真的赵凤霞A,贾梅怡是戏剧里扮演的赵凤霞B,那投射到现实中,现实中的导演昆汀就是真的昆汀A,电影里大鹏扮演的胡昆汀就是昆汀B,双重投射下混淆了这三重现实里的两个角色,从而使得大鹏和春夏不同于全戏里其他的所有角色而是充满了戏剧感,在充满drama感的同时却又不显的做作,两个人对戏拽了很多经典戏剧的词,《玩偶之家》说背就背,《麦克白》说显摆就显摆要放到我们现实中那可太讨厌太装逼了,可是放到戏里面那就是两个疯子的高光时刻。
类似这样的戏剧投射,在这部片子里简直不要太多。
还有电影里无处不在的对称,陈建斌一开始眼睛被打了一个包,后面周迅就对称的也要被打一个包,春夏和大鹏对戏时的无限循环的镜子,陈建斌周迅窦靖童一家人吃饭的背景同样是一面镜子,这是三重套娃,镜子反射的场景1,电影里的现实场景2,镜头里的电影现实2和镜子现实1构成的场景3,陈建斌对着电视机疯言疯语也是三重套娃,电视机里的灵魂强奸者陈建斌1,对着电视机大喊自己是灵魂强奸者的陈建斌2,以及他人手机镜头拍摄下这个场面的陈建斌3。
也许在这部电影里镜子就是“镜头”的对称映射,也是混淆现实、电影和戏剧的一重意象,你在看镜中之人,镜中之人也在看你,我们在看戏中之人,戏中之人也在看我们,这样解释下来,整个电影通篇都在用“镜子的反射”来做投射,这不是前文讲述的文本投射,而是将三重世界用镜子这样一个意象串联起来拉入一个世界中,以达到把所有的戏剧感都混淆到现实中让每一个观众都完整沉浸的结果——是的,我们都沉浸进去了,戏剧,电影,现实,全他妈是一回事。
像这样的混淆同样还有章回体的字白,前面的几回标题,是在故事发生前,观众看到这个标题也大约知道了后面要演什么,能够更快的进入戏里去,可是在后面这个章回体字白悄悄地就放到这段故事发生之后形成了前后的对称,如果还带着“提示”地预期去看会产生很大的错位感,这个观感就还挺奇妙的。
那最后再讲讲从电影开头缠绕到结束的红布,红布在戏里就是拖拉机,是代表拖拉机的重要意象,没有拖拉机的时候戏剧演员们就用红布来演拖拉机,有拖拉机的时候红布就消失了。结尾陈建斌手扯红布站在拖拉机前将这个电影做了完整的收束,仿佛就在表达一个概念,红布就是拖拉机,拖拉机就是红布,虚拟的真的,真的也是虚拟的,戏剧就是现实,现实就是戏剧,戏中人是我们,我们亦是戏中人。
《第十一回》是“导演”陈建斌的第二部作品,比前作《一个勺子》要复杂得多,它说的是剧场内外、生活和戏剧的关系。采用章回体的小说结构,分十一个章回,毎一章都有一个“回目”,即用点睛的两句话概括出本回的故事内容。这在古典文学中司空见惯,这样的做法会让结构一目了然,更好地帮助观众理解这个故事。
故事讲述某话剧团将三十年前一起拖拉机杀人旧案搬上舞台,改编成话剧《刹车杀人》。可是现实中的当事人马福礼说自己并没杀人,宣称是刹车失灵酿下的惨剧,害死了前妻赵凤霞和她的情人李建设。马福礼当年有口难辩,只好通过认罪委曲求全,被判刑多年。此番话剧团旧事重提,给马福礼和他刚建立起的家庭带来了莫大困扰。他设法阻止话剧排演,想要翻案,以免一辈子背负杀人犯的名声。
比起纯属虚构的故事,真人真事的改编似乎更“麻烦”。 拖拉机杀人案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荒诞色彩,话剧团又改成一出具有先锋戏剧意味的舞台剧。在马福礼眼里,这台戏推翻了历史真相,可它就是根据自己当年的口供改的,案件的卷宗通过司法裁决被公开披露,成为众人知悉的公知事实。新闻已经将这个故事写得烂熟,甚至比真实更真实。那么,戏剧是在歪曲事实吗?艺术源于生活,但不等同于生活。
当马福礼去话剧团讨要说法时,主任认为舞台上的是角色,不是真实人物。大家都知道,真实事件改编成舞台剧需要进行戏剧化的处理和艺术上的夸张,部分细节被放大或者被处理是常有的事。从生活中的马福礼A到舞台上的马福礼B要做很多处理,通过演员的表演让观众信以为真。对于不了解历史真相的观众而言,他们都不是事件亲历者,只能通过戏剧去相信案件。真实本身依然会成为争议,从案件到口供可说是一重加工,口供和戏剧是二重加工,正如从葡萄到葡萄酒的的过程,它们呈现出来的绝非一样,但葡萄酒肯定不是葡萄。对于改编背后的真实故事,我们应当理性对待。
具有反讽的是,影片一再通过“修改”来让这台戏变得越来越戏剧,离真实越来越远。当然,戏剧本就是修改的艺术:《刹车杀人》每次排演,都会有人出于不同目的,站在不同角度,施加干预。当事人的名誉、经济原因甚至是审查机制也是创作的一个个推手,在不同目的的驱动下,剧作倾向于某一边,戏剧真实性的具体形态也被不断改写。导演的意图被一次次改变,演员需要经过新的排练,重新揣摩角色的动机与思量。女演员贾梅怡,为赵凤霞建立起的人设被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现实世界与戏剧排练的互动提亮了这部电影,串起了整个故事线索和全部链条,把一个可能艰涩的社会新闻事件,以及戏剧与现实的关系讲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胡昆汀是剧团里唯我独尊、爱拽词儿的年轻导演,他吸引了单纯的女演员贾梅怡。一直强调“戏剧是自由”的胡昆汀,也为贾梅怡带来了一种角色上的自由精神。在马福礼质问贾梅怡为何插足别人婚姻时,已经投入“赵凤霞B”的贾梅怡借角色之名,怒斥马福礼和赵凤霞之间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此时的贾梅怡已经打破了自身的枷锁,从“本我”变成了“理性的我”,这是戏剧的力量,也道出了人的自由本性与现实束缚之间普遍的紧张。这种打破枷锁,也是贾梅怡的不能自拔之处。与此同时,她和胡昆汀是真爱吗?话剧团传达室的苟也武,看不下自己的外甥女甄曼玉受气(注意:“真曼玉”和“假梅姨”的名字是对立的),反倒质问马福礼当初为什么不杀掉“狗男女”。
另一厢,金彩铃为了掩盖多多(小马妈A)早孕的迹象,把自己伪装成孕妇,当着邻居的面演起了小马妈B。邻居大爷只能通过片面的观察,误以为是这家人顺应二胎政策,完全没有察觉到真正的小马妈是谁。那位多多口中始终未曾露面的“他”却一直都在欺骗她的感情,自始至终在多多面前演,如果一直演,多多愿意一直相信下去,可到最后不再演了。多多怀着小马,又好似重演了金彩铃当年的历史,是两个时空的共同演绎。所以,金多多也是金彩铃B。生活远比戏剧要荒诞的多。
舞台上的这台戏源于生活中的真实案件。同样,在人间这座剧场中,生活也像一台愈演愈烈的戏。人人都是演员,每时每刻都在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胡昆汀的情感纠葛也与戏中的人物一一对应上了:胡昆汀就是“李建设”,贾梅怡就是‘赵凤霞”,甄曼玉就是“马福礼”,还真应了那句老话——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引用自陈建斌的原话:“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当我们把这部分内容拿到舞台上、银幕上表现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很荒诞。其实,它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却接受不了。”
影片通过几组人物和故事线,戏谑地探讨了真假虚实的问题,戏外的纠葛带进戏内,戏内的角色也在影响着戏外,这就构成了戏剧上的反讽。以真实故事和戏剧故事互相混淆,是《第十一回》有寸劲儿的地方。最有趣的一处是贾梅怡在化妆间玩弄着一只苹果,另一个女演员走进来找寻“苹果”,贾梅怡告诉她苹果刚才不是在你手上吗?当我们以为苹果明明就在贾梅怡手里时,才发现那名女演员找寻的是自己的苹果手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的有限信息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全部。
马福礼是个很固执的人,在人物塑造上,甚至有那么点儿“柴犬”的意思,常常钻进死胡同跟自己过不去,认准的钻死理儿要一条道走到黑。
故事发展到最后,《刹车杀人》终于顺利公演,我们方才发现,这是个追寻自我真相的故事。观众代表的正是马福礼私人化、狭隘化的视角与记忆,对他而言,他只是感知到了自己所看到的那部分真相。就像马福礼站在二手电视机橱窗前,看着监视器对准的各种自我,它们画幅比、色彩都不相同,哪一个更接近真实呢?
赵凤霞和李建设的隐藏故事借贾梅怡之口说了出来,马福礼穿透历史的迷雾,用三十年前那台拖拉机重演了当年的历史。这一次,他在历史的车轮下,看到了迷雾背后的真相,做到了话剧演员都没有做到的忘掉剧场。我们仿佛也能从贾梅怡和胡昆汀的关系中捕捉到当年赵凤霞和李建设的蛛丝马迹。回到舞台/历史的现场,倾听历史的深切回响。结尾提供了一个让人们漫无目的寻找能够唤醒过去记忆触发的场景,是全然不知情,抑或是想要删除创伤的记忆(片尾彩蛋中的删除片段:拖着红布、天降血水别有一番滋味),那是我们审视自我的法场。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豆花儿咸了(To Be)还是没盐味(Not To Be),这是个终极Question。就像在“第十一回”的终章里,观众见到的答案一样,人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而不是那么在乎答案,因为人人都患有“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另外,影片一直强调信念,舞台演出被各种人打断,信念就断了,现实中要有信念,生活才能继续。
其实,戏剧不是生活本身,它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人与人、人与生活、人与时代的关系。虚实之间张弛的空间,让《第十一回》焕发了活力,这得益于陈建斌早年的舞台经验。戏剧手法的荒诞性在片中不会觉得突兀,反而十分自洽。不仅本子好,还有着电影皮和话剧骨的交织,在画面拍摄、空间对比及电影配乐上都下了一番功夫。
如果说大部分电影都是没话找话或无话可说的,那么陈建斌的电影绝对是有话要说的,而且是有很多话要说。
《第十一回》是他第二回做导演,很显然,这五年来他积攒了大量思考,并且毫无保留地装进了这部电影里。
结果是陈建斌玩嗨了,影迷们也看嗨了。
下面,我就我看到的一些角度,给你拆解下这部表意丰富的电影。
从最浅层的文本看,这部电影在讲述艺术作品诞生的艰难过程。
话剧团的年轻导演胡昆汀正在排练新剧《刹车杀人》,该剧改编自30年前的一桩拖拉机杀人案。
按理说,创作应该是件很单纯的事儿,可胡昆汀却遭遇了重重磨难。他的舞台不断被闯入,剧本一再被篡改。从他身上,我们得以窥见当下创作者的普遍困境。
第一个闯入者,是原事件中的“杀人犯”马福礼。他来的理由很简单:我没杀人,你们按我说的改改?
两边对话的一幕,极富象征意味。
一边是演员们,坐在台上;一边是马福礼,坐在台下,中间隔着不近的距离。简直是把“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句话,直接拍给你看。
但很显现,马福礼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你们演“我”,我就有权指手画脚。但问题是,若每个原型人物都保有艺术作品的最终审查权,又何来创作自由?更狠的角色还在后面。
先是死者的弟弟赶来,直接拍下20万块钱,要求改戏;后是市领导看了排练,对“男女乱搞”的戏码很不满意,提出了若干条修改意见……资本、权力粉墨登场,进一步抹杀艺术的独立性。
再加上话剧团内部的重重掣肘,演员罢演,员工闹事,领导甩锅……使得艺术不断偏离艺术本身,沦为一场闹剧。
何以至此?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所有人眼里,艺术从来就不重要。它空有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但比起真金白银、领导仕途、社会稳定来,它什么也不是,它随时都可以被利用、被粉饰、甚至被牺牲。
更令人莞尔的是,胡昆汀因出轨女演员贾梅怡而被扣上了“劣迹导演”的罪名,惨遭封杀。这所有的过程,我们简直不要太熟悉。
最终,命途多舛的话剧终于公演,而代价是胡昆汀必须放弃“导演署名”。那时的他,剪掉长发,如阉割掉自身的艺术理想,以一个乖怂的形象泯然众人。
如此荒诞,又如此真实。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艺术拉回现实,这部电影实际也在讲“真相的难以抵达”,就像《罗生门》所揭示的那样。对于30年前的拖拉机杀人案,影片先后提供了四个不同的故事版本。
最公认的当属“官方说法”,即卷宗的记载,大致如下:拖拉机于斜坡上发生故障,驾驶员李建设和马福礼的妻子赵凤霞钻到车底修理,结果二人趁机偷情,被马福礼发现,盛怒之下,他松开脚刹,致使二人殒命。
事实清晰,但稍一琢磨,发现不对,这简直不合情理。其中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李建设和赵凤霞俩人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场合偷情?
可是卷宗并没有回答这个疑问。
随着案件被搬上舞台,重现于大众视野,知情人纷纷登场透露背后的隐情。首先登场的正是马福礼,他否认杀人,称一切只是意外。而他当初之所以认罪,是因为发现妻子偷情,碍于男性尊严,才把意外故意夸大为“复仇”。
紧接着登场的是李建设的弟弟屁哥,在他的讲述里,马福礼无疑还是杀人犯,只不过哥哥的越轨行为完全是出于赵凤霞的勾引。而在赵凤霞表姐的讲述中,李建设和赵凤霞则成了一对被拆散的恋人。他们并非偷情,而是真心相爱。
所有人都在依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以及秉持的动机和观念,对同一个故事做着私人阐述。而真相、历史也就在这个过程里被蒙上了无法拨开的迷雾。
该如何抵达真相?陈建斌相信:艺术是可以依赖的途径。正如影片最后,当马福礼站上话剧舞台时,在破旧的拖拉机底部,他得以拂去历史的尘埃,窥见迟到的真相。
那一刻,拖拉机的实物与其象征物“一块红布”同在,仿佛在说:艺术的真实,或源自真实的艺术,可以带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使渐隐的真相复现。
前面说了艺术,也说了现实,但要问《第十一回》最核心的表达,实际存在于两者的间隙中,即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影片借胡昆汀之口,讲了一套表演理论,大致是说,演员有两个“我”,一个是“本我”,即真正的自我;一个是“理性的我”,即构建出来的角色的自我。两者构成一组镜像关系,就像人照镜子,镜子里的你不是真的你,而是一种理想的投射。
类似的镜像关系在影片中无处不在。如前面所说的真相与故事的关系,原型事件与艺术作品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如果把生活本身看成一场盛大的表演,那么我们每个人实际都是角色。这就触及到《第十一回》着力探讨的话题:一个人该如何确立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换句话说,该如何通过界定“我是谁”,来获得一种自主性?
记得姜文曾经说过,他拍《太阳照常升起》就是因为过了四十岁,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生活里有无数角色,但到底哪个才是真正属于他的,他并不清楚,于是开始焦虑,于是才有了《太阳》的创作。而陈建斌作为姜文的师弟和“同类”,在相似的年纪也开始了同样的思考,而这一思考的结果,最终落在了马福礼的身上。
马福礼活了四十来岁,突然间晃范儿了。
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角色,相反,一群人在替他做着定义。杀人犯、说谎者、王八蛋;律师怂恿他做个“讨回尊严的强者”,屁哥劝他做“四大皆空的修行人”……面对这些角色,他无力拒绝,更无从选择。正如面对监视器,当无数屏幕投射出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的自己时,犹如无数个“自我”反噬自身,令马福礼感到阵阵眩晕。
回到家里,妻子出色扮演着“虎妈”的角色,女儿扮演着“叛逆少女”,只有他像是多余的。此时,“镜子”这一意象再次成为点睛之笔,圈出了马福礼的尴尬处境。只见,当一家三口同坐在餐桌前时,妻子和女儿在镜中都有成像,而马福礼面前却空无一物。
他是个“无像之人”,他除了一个毫无主见的本我,尚无理想之自我。
一地鸡毛的折腾之后,他甚至以一张“死亡证明”直接否定自己的存在,并借此摘掉“杀人犯”的帽子,还女儿清白的生活。
吊诡的是,正是这一“自杀”行为使得女儿(实为继女)最终接受他,于是他得以拥有一个崭新的身份——一个真正意义上有担当的父亲。尽管他不是多多的生父(父亲A),但在“父亲B”的角色里,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定位,并重获了生活的信念感。
其实也不止马福礼,片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着类似的经历。贾梅怡在扮演赵凤霞的过程里,渐渐明白何为爱情;金财玲在扮演“孕妇”的过程里,收起责骂,成为守护女儿的母亲;最特殊的是金多多,她因意外怀孕搞得家里鸡飞狗跳,母亲为了掩护她,假装自己怀孕。而最终多多拿掉了孩子,换成一个枕头,这看似多此一举,但从她涂抹的口红我们知道,她在扮演一个成熟的怀孕女人,那正是当年的母亲,她以此体认着母亲的不易,她重新成为她的女儿。
而这一切转变的最终达成,都发生在影片的“第十一回”。
《第十一回》的全片采用章回体结构,横跨小说、戏剧、电影三个媒介,构成对生活的三重镜像。它试图告诉我们:生活本是一场表演,而人人都是演员,重要是找准角色,好好发挥。
作为一部信息量巨大的电影,陈建斌巧妙地将各条线索融合,使其自圆其说。这是很难得的。
而更令人惊喜的是片尾彩蛋,第一个片段与影片的开场镜头形成一组鲜明的镜像关系,开场镜头是从人物的头拍到脚,而彩蛋是从脚拍到头,仿佛一切又回到故事的原点,有如轮回一般;最后的彩蛋片段是一个超现实段落,主人公马福礼以话剧方式重回杀人现场,只见漫天红雨落下,仿佛一块巨大的红布,遮天蔽日。 这一系列彩蛋构成强烈的间离效果,将原本封闭自洽的前面十回故事,重新打破,形成一个开放式的收尾。
这一近乎冒犯式的处理,恰恰暴露了陈建斌的创作观。仿佛在说:别指望电影给你任何明确的答案,特别是当你觉得答案已经确定无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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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荒诞的故事肇始于30年前的一场“拖拉机杀人事件”:陈建斌饰演的马福礼,在操控拖拉机时突遇刹车系统失灵,导致拖拉机溜坡,当场压死了他老婆和他老婆的情人。多年以后,市话剧团准备将这件事改编成舞台剧。马福礼这时才意识到,这件事不仅让他声名狼藉,还让他在新的妻女面前抬不起头,在世人心中更是像罗生门一样流传。为挽回声誉,马福礼不得不再次被卷入是非之中,一出出不可思议的事情接二连三地上演了。
继处女作《一个勺子》中展现出不俗的导演才华后,陈建斌在新片《第十一回》中又过了一把导演的瘾。这一回,他玩得更欢,胆子也更大了。他独出心裁地将中国小说章回体的形式,完美融入大银幕中。在这部登场人物众多、戏剧冲突强烈并且有点乱哄哄的电影里,这样的设置很好地梳理了剧情,让观众不至于晕头转向。电影还使用了一种话剧般的表演风格,富有浓郁的实验色彩,甚至直接安排了一场话剧排演的戏中戏,成为推进剧情进展的一条主要线索。
但所有的线索和冲突,均围绕着全片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展开,那就是马福礼。陈建斌这次又扮演了一个“怂人”,但马福礼并非智力上存在缺陷,而是性格太过憨厚。憨厚本不该是一种过错,相反还是一种善良的品质。然而在这个残酷的现实中,你越憨厚,别人就越觉得你好欺负,毕竟有句话叫专挑软柿子捏。于是逆来顺受的马福礼,慢慢变成了一个“窝囊废”。相比他的窝囊,其他人真的太聪明,太精致利己了。
马福礼出狱之后和周迅饰演的金财玲生活在一起,她还有个女儿窦靖童饰演的多多。马福礼在她们母女面前猪狗不如,犯了错误还要像个孩子一样跪着被金财铃狠狠地抽脚丫子。从引爆全场的笑声中不难发现,这样的一出安排实在很有戏剧效果。所以,影片正是以一个叫马福礼的窝囊废为视角,让观众透过他的瞳孔来一窥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来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城市冒险,去看看那些粉墨登场的聪明人,一个个荒诞到多么的不可思议。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中,有人要尊严,有人讲虚无,有人享受飞蛾扑火一般的爱情;有人一边掉书袋一边打着探索男女情欲的幌子,只为和一个漂亮的女演员睡觉;有人把肚子搞大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孕妇其实里面不过塞了一只枕头而已……很难说陈建斌这是在群嘲,还只是抖一抖这些拂过人世间的芸芸众生,就像抖一抖被子上的灰尘那样……但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所谓的真相,它只能以不同的视角存活在不同的人心中。于是,当所有主角配角老戏骨新生代纷纷以一种浮夸的话剧式表演互飙演技,来阐释各自对这个世界盲人摸象般的认知时,陈建斌却悄悄地扮演了一次上帝。
我们宁愿相信死在拖拉机履带下的两个年轻人,他们是至死不渝地相爱着的。就像陈建斌刻在拖拉机上的“结婚证”,这是他以导演名义行使的一次上帝权利。但悲哀的是,可怜的剧中人却只能被蒙在鼓里,信守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罗生门式信念,一如三个年轻演员在拖拉机里反复呢喃着的信念那样。毕竟,导演只是把一个谁也看不见的真相,任性地告诉了观众。于是在大鹏饰演的胡昆汀眼里,两个人不过在用一场骇世惊俗的性爱来殉难。而在春夏饰演的贾梅怡心中,她始终在质疑两个人为什么会在光天化日之下选择偷情。
但人们真的在乎真相吗?这恐怕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最最荒诞可笑的一面。在世人眼中,马福礼永远都是一个“杀人犯”,没人关心那场悲剧到底是不是一个意外。还有那惨死的拖拉机下的一男一女,30多年过去了还要被后来的人搬上戏台嘲弄一番。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人们只愿意看到一种能够取悦他们的“真相”,而不是事实。
所幸,我们还可以大声赞美荒诞。让我们记住这些伟大的荒诞,无论是一块红布下的激情男女,加长悍马中的佛像和塑料球,贾冰夸张的泳姿,还是无人剧院里的红色拖拉机,以及那场悲怆人心的血雨……在这一幕幕荒诞的场景中,我们看到了陈建斌美学风格的一种延伸。同时,也是电影艺术的一种延伸。
是李建设自己弄坏的刹车。原因:1,拖拉机下面的空间狭小,根本不是办事的地方。2,把拖拉机停在个有坡度的地方,显然是经过选择的,而且刹车不是没踩住,是李建设下去后弄坏的。3,李建设在拖拉机下面刻上结婚证,他们死在车下,也算是个仪式,脱了裤子就是要告诉别人,他们是一对。4,赵凤霞很可能事先不知道,但是在车底下知道李建设的想法后也极有可能没反对。
马福礼只是他们自杀过程中的工具人,结果为了自己名誉,毁了李建设的良苦用心。
这片子的各种表现技巧无非是导演对自己才能的自我炫耀,或者是把舞台剧搬上大荧幕后的尴尬,严重影响观影。片子本质上也就是说了说,大家对待感情和感情的后果都是如何选择和处理的,这片子也没那么深刻,没必要过多的解读~
从《一个勺子》到本片,陈建斌的创作野心非常明显,在拿手的舞台剧风格拓展上也更进一步,文本复杂度更上一层,影像控制也有较明晰的诉求;然而弱项短板亦一如之前作品一样呈现,表达欲过溢造成的冗余与高姿态,频繁掉书袋在讽噱之外的尴尬,符号设置的消化不良,多层镜面映照的贴合度,整体观感基本与前作持平。不过仍属独特的国产片,剧作花了心思,镜像人物在现实/舞台两个空间的游走(高度形式化),顺利串起旧案新事,类似罗生门式的事件考验测试着人性的荒唐与生活的荒诞。王学兵终于可以正面露脸,对应片中那不可说的“那什么”,果然还是现实高于戏剧啊。
这片子告诉了两个道理,第一,看来我真的对戏剧不感冒,第二,永远远离文艺逼。
自我沉溺和泛滥无度的文本创作是电影创作中的毁灭性自恋,恰好是姜文的反面,毕竟电影终究不是戏剧。
陈建斌一定是被姜文附身了,这又拍脚,又姓马的。
现实和戏剧的虚虚实实,做得特别精致且玩味。主角之外的所有人都操着一嘴不讲人话的台词,这种设计在这部电影里荒谬得很和谐。看完之后,你觉得陈建斌只是在讲爱情吗?好像又不止,到底是什么呢?也没明白,但反正很爽。(窦靖童好几幕真的太王菲了,周迅也是贡献了她近几年最接地气、最质感的演技,春夏也重新让人信服她会演戏。陈建斌选角导戏真好!
我终于知道迅的演技到底神在哪里了,所有人都在演的时候,她没有演,她就是。
陈老师说把这部影片的第一次献给了我们。很好!绝对不是灵魂强奸犯!
我无法接受春夏和大鹏演吻戏。
找来郭达明做摄影指导,陈建斌在影像上的高诉求有了质的突破,大量的文本喻体投射在了有形的意向上,十分值得玩味。陈建斌对话剧的热爱,也让整部影片有了非常文学性的气息。尽管与《一个勺子》的体感完全不同,但精神内核上却一脉相承。这也使得那些文邹邹的词藻落地之时溅出了别样的火花。周迅在有限空间里拿出了近年来个人最异质化的表演,算是不小的突破。
山寨姜文复兴蜂巢,感觉在电影院看了一部蜂巢剧场的戏,据说四郎给孟京辉演了小半辈子话剧,总之灯光配乐无一不是那个味道,从呈现上来看果然戏剧灯光舞美做好了也很合适银幕。讲是生活和戏剧、戏剧和电影、导演与演员、创作与被创作的关系,甚至利用与剥削,每句台词每个动作都有思辨意味。按理说这样的表达会很喜欢,但只能喜欢到这个思辨性这儿了。好几次从电影中抽离出来想问到底为什么要坐在这里看电影,看的到底是什么?这种电影是,作为创作者会欣赏其中部分表达和处理方式,作为观众无法感受到作者通过电影和大家进行情感交流,作者把电影变成酒桌,举着酒杯小嘴叭叭一个劲儿地说个不停。
看过不同时期的三个版本,陈建斌早年的舞台经验赋予了电影皮和话剧骨,戏谑地探讨了真假虚实的问题。戏外的纠葛带进入戏内,戏内的角色也影响着戏外,这就构成了戏剧上的反讽。事实上,人们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而不是那么在乎真相,因为人人都患有“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最后的舞台是历史的现场,马福礼倾听历史的回响,是他审视自我的法场。影片一直强调信念,舞台演出被各种人打断,信念就断了,现实中要有信念,生活才能继续。豆花咸了就是to be,没盐味就是not to be,这是个终极question.
红包红布红印章,红血红雨红机车。白豆花白幕布配白烈酒,白幕布白证明得白忙活。刹车要踩,倒车难停。假孩子就是真枕头,真亲情却需假死亡。我不是杀人犯,马福礼想翻案。律师屁哥两头难,老苟大闹话剧团。拜得了西帝东佛求心安,分不清豆花是咸还是淡。章回叙事长,剧情故事满。女儿设定太勉强,角色很多略凌乱。三星半。题外话:电影中的台词反复出现了“俩字”,观众看到演员的嘴型确实是“这俩字”,而听到的确实却是“那俩字”。看来在我们的电影里,你可以反复说“那俩字”或“其他俩字”,但就是不能说“这俩字”。而最讽刺的是,这一驴唇马嘴的现象也恰恰说明,这部电影的“灵魂”被“那个谁”给“这俩字”了。老马连被污蔑为做“灵魂俩字犯”的资格都没有,只配做“乌龟王八蛋”。
“你不仅是个杀人犯,你还是个强奸犯,灵魂强奸犯!”
7分,陈建斌果然是舞台剧经验厉害。影片在舞台剧部分非常厉害,力量,状态和台词都很好。不过,日常部分也会有些夸张和放大出了舞台感。或者,可以将之理解为黑色幽默吧。这种夸张处理,未必谁都喜欢。不过,想到今年电影整体状态,这部还是想鼓励下
警觉!朋友们 不要被豆瓣点评骗了 这不是一部正常的喜剧片 这是一部巨tm实验的文艺片 根本没打算好好讲故事也没打算让你看懂 抱着这个预期去看!!!
陈建斌蛮有想象力的,就是有点乱了。大鹏竟然给我整出了许知远的感觉
一部能让昆汀看嗨的电影,恋足癖必须要给陈建斌打钱。
笑到爆炸!没想到陈建斌这么会拍电影,春夏有了一种没见过的媚和狠,非常高级。
舞台剧风格太过明显,表达欲极其旺盛,掉书袋式的台词。这是很学院范儿的陈建斌作者电影,却并不是很考虑观众的观影体验。窦靖童在旋转木马上的镜头太像她妈了,灵气。
挺有意思,又挺没意思,羡慕陈建斌,一把年纪还沉溺于表演系毕业大戏的氛围,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