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某时

看的第三部关于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电影，个人认为是最真实的，导演启用了亲历屠杀事件的群众演员，很多人仍对十几年前的惨案心有余悸。运用了多线叙事，兄弟之间、老师和学生、父女之间、夫妻之间，面临着多重生死考验，很难想象直面自己亲人被杀害那一刻，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男主人公很理性，也很负责任，这些确保他在屠杀中可以幸存，也不忽略他是胡图族，军人身份，但是子女和妻子牺牲所遗留的愧疚和思念，是要伴随他一辈子的。看这部电影时，正值四月中旬，他的妻子是4月12日被杀害的，联想到我们现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感到庆幸的同时，也应该知道和平是用战争和无数人的牺牲换来的。

影片中出现的白人角色，包括维和部队、美国政府、法庭审判员，他们的冷漠在卢旺达悲剧环境下，显得愈发刺眼。

看过南方人物周刊对目前和平年代下，一位生活在基加利的年轻人的采访，他说到：“有些东西我们太容易抛到脑后了，这样不好。我要是失掉了某一部分的记忆，忘记了曾经自以为终身无法抹去的事情，那么我还是我吗？”

年轻人还没有释怀，不过也不是坏事，既不沉湎过去、又不抛弃过去的年轻人，有他们在，卢旺达还是有未来的。

　　《四月某时》讲述了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一场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在雨季的非洲大地上，胡图族的极端主义者开始三个月的屠杀，近百万图西人和部分胡图人血流成河，丧命于疯狂屠刀之下。影片通过胡图族前军官一家的遭遇，对这段屠杀的历史和十年后的审视进行了描述。

　　这部电影比同背景题材的《卢旺达酒店》描绘了更完整的过程，以及更多的暴力场面。这部电影没有英雄主义，没有选择着眼人性之光辉，而将普通人在人性崩塌和暴虐面前，那种内心的无力和恐惧展现出来，更真实细腻的还原了当年如人间地狱的现实。导演Raoul Peck曾说：“影片中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我认为难得有机会发生这种情况，各种族人们间的关系和冲突顷刻间全部爆发，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成为了现实。” 这部电影记录了当时难以想象的现实之恶。

片头用字幕交代了种族屠杀的历史背景。图西人和胡图人一直冲突不断，这场骇人听闻的屠杀，就发生在内战和平协定即将签署的时候。胡图族极端主义者发起政变，以击落总统飞机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大屠杀。屠杀的对象如克林顿在电视演讲中陈述的，“不论老人、病人、老人、小孩都会被杀，因为他们的身份证上写着他们是图西人，或者他们的父母是图西人，或者他们长得像图西人，或者站在图西人这一边的，不支持胡图人的胡图人也要被杀。“

　　这场屠杀的根源之一，正是当初欧洲殖民非洲时的分化策略，为了控制当地政局，人为制造的种族仇恨。当西方的媒体将之看作一场事不关己的内战和政变的时候，上校说的话也足够打脸，“谢谢法国朋友的支持。”他介绍他们的武器，“阿尔巴尼亚产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以色列的散弹枪，捷克产的手榴弹，美国的M－16来复枪，埃及运来的枪的弹药，以及中国产的弯刀。”这些来自看似毫无关联的各国的武器，在未来的100天，将带走100万人的生命，是当时八分之一的卢旺达人，也是几乎1/5000的世界人口。

有比较才更深的觉得美剧《Sense8》的观念美好得只存在理想世界，去掉国家、种族、信仰、阶级、性别、性向之分，我们不过是人类，只是人类。只是在现实中，当真正灭绝人性的灾难发生的时候，联合国和其他国家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们考虑最多的是什么？不是人，不是人权，是政治立场。

　　“没有政治立场干预。”美国人讲：“这是卢旺达人在杀卢旺达人。”

　　卢旺达人呢？他们身份证上写的不是卢旺达人，而是种族。电影中父亲是胡图族，母亲是图西族的小男孩问父亲：“我是什么种族的人？”父亲说他是胡图人。纵然如此，极端主义者们也像踩一只蚂蚁一样，称呼他们为蟑螂，毫无怜悯的杀虐他们。

　　胡图族极端主义的领袖在电话里有恃无恐，“联合国的报道都言过其实，那里面有些问题。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人命，这是很正常的。”他嘲讽的说卢旺达没有石油，也没有钻石，很清楚另一块大陆的人不过会隔岸观火，因为没有利益动机驱使他们前来。

　　电影贯穿1994年屠杀开始前的风雨欲来到战争结束，时间在1994年和2004年来回穿梭。在2004年平静的审判席上，罪犯有律师为之辩护，他们享有人权，讨论自己的自由。而1994年4月，任何一句对枪口的犹疑和反抗，都会立即迎来一声枪响。

　 2004年，女幸存者控诉被告席上的前政府官员，指责他辜负了民众的委托，默许和鼓励了暴行的发生，她说，“一个领导杀人的人，他也是杀人犯。”同样，在对男主弟弟泽维尔的审判上，律师也辩称记者拥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他并未真正杀过人。

　　然而手上没有沾到鲜血，就能等同于在战争中没有作恶吗？除了那些指挥、组织者，那些杀戮者，还有那些煽动、鼓励、默许、语言伤害、不作为的，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恶吗？正是权力的默许，广播的煽动，旁观的冷漠，鼓舞着平民的狂热，让邪恶的火焰烧得更旺了。

　　电影中，配枪的士兵和手持弯刀木棍的平民闯入天主教女子学校，老师试图唤起屠杀者的怜悯之心，让领头者想想自己的女儿，结果引来更可怕的兽行，他提起枪扫射满屋的女孩，不管是胡图人还是图西人，没有一个落下。他说，“我女儿可不是叛国者。”冷血得令人不寒而栗。然而更令人害怕的是，借爱国之名行恶，这不仅仅只发生在1994年的卢旺达。

　　这也是一部没有英雄的电影，男主角没有光环，没有好运气，甚至维和部队的军人都没有一点英雄气概。在平民毫无反抗之力的屠杀里，男主角几乎失去一切，他的图西族妻子和三个孩子，在他看不到的地方从此生死两隔，而他甚至不知道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他最好的朋友，也同样是军人，被广播指控为叛国者，被路边暴徒在身后一枪结束生命。他弟弟是当时安全的极端主义者，十年后在国际法庭接受指控。十年后他终于要去面对的伤口，它们依然锥心刺骨。

　　在电影中能清楚感受普通人对身边暴行的无力和恐惧。因为实在太残忍，残忍到连极端分子泽维尔都在尸堆中涕泗横流。而目睹并经历了这些残暴的人，又怎么可能心平气和的选择原谅？

　　几年前我在东南亚一个国家博物馆看到一个视频，那是经历内战的老兵的采访。头发花白的老华人脸上肌肉颤抖，说，“我不会原谅，因为我见到了太多死亡。”时至今日，一些国家的种族歧视依旧存在。那张脸也一直在我脑海里，提醒我昨天历史仍染着鲜血，而今日和平的难得和脆弱。罪恶带来的仇恨和伤痕不会被遗忘，也不该被遗忘。因为忘记会带来对生命的漠视，会使人性的肆意更加无视责任。没有意义的宽恕，没有反思，只会令魔鬼重回人间。

　　在国际法庭和民间的审判庭上，有人站出来作证，纵然那意味着内心再次被撕裂，至少让人知道公义和良知即使迟到，但仍被人所希望。

每年的四月，雨季就开始了。淅淅沥沥的雨依然下在四月的某时，胡图族士兵奥古斯坦许多萦绕心头的往事也总是在雨季涌动。

2004年四月，一年的雨季如约而至，奥古斯坦带着深深的创伤和疑问来到坦桑尼亚的卢旺达国际法庭见弟弟泽维尔。

奥古斯坦和泽维尔的谈话在一场大雨中结束，10年后的现在，战争让哥哥一无所有，弟弟也因为通过电台广播煽动流血事件不得不面对国际法庭的审判。奥古斯坦和弟弟泽维尔在卢旺达屠杀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战争观点，表现了当时卢旺达人民复杂的民族情感。

《四月某时》是所有反映卢旺达屠杀事件中刻画最为深入的一部电影，给人带来的心灵震撼是《卢旺达饭店》、《杀戮禁区》等电影不可比拟的。电影讲述了1994年4月，一名叫奥古斯坦的胡图族士兵在最初大屠杀的混乱里与图西族妻子和儿女失散的故事，10年后当他遇见弟弟泽维尔时，才获悉他们都在那场屠杀中不幸殒命。电影将镜头对准奥古斯坦一家人的经历，写实、全景式地重现了当时卢旺达的残酷画面，同时着重刻画了卢旺达人民在灾难后的心理轨迹。而弟弟泽维尔的负疚感以认罪姿态呈现，则深刻折射出这场战争的本质：战争过后，一个国家都将深陷在伤痛的泥沼中苦苦挣扎！

看完电影，相信很多人都不会留意到影片中的一个很不起眼的镜头：一位胡图族青年在家里被一声从树林里传来的哨声召唤后，拿起门口的一个木榔头。其中出现一个小细节：胡图族青年手伸到弯刀上后，犹豫了一下，转而操起弯刀旁边的木榔头，走进森林。正是这不经意的犹豫，让人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灵光。

在那场骇人听闻的种族屠杀中，这种极具个体独立思考精神的犹豫性的胡图族人，相信存在非常多一部分，在被屠杀的民众中不但有图西族，更有类似这种犹豫性招致杀身之祸的胡图族。电影《四月某时》深刻之处，便是以大屠杀为叙述背景，将镜头对准一个种族、职业等多种身份并存的家庭，以主人公倒叙的叙述视角贯穿起大屠杀的前世今生，缓缓道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生存状态，以及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人们的心理梦魇：对于昨天的自我救赎，只是为了明天更平静的活着！

种族屠杀是文明的耻辱！但，文明是什么？西方势力入侵非洲大陆，似乎将文明带给了这赤身裸体的民族，同时又用尺子把他们分成了各种族群。战争，由此开始一幕幕上演，而西方又拂袖而去，集体围观这场极度血腥的杀戮。也许，卢旺达人民最终会淡忘敌人的言行，但不会忘记朋友间的冷漠。绝望与死亡、希望与重生，当弯刀被丢弃，鲜血被洗刷，无论图西族抑或胡图族人民，都将在经历战争洗礼后经受心灵的阵痛，一个国家走上了反省与自我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