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梅雨季节，户外瓢泼大雨。

沉浸在影音世界中观看完了一个曾经发生在寒冷冬天的故事。

17世纪中叶，满清以强大武力威逼朝鲜臣服，君臣困于南汉山城商讨对策。

斥和派认为气节与正统，宁死不能丢弃。

主和派认为在战乱面前，百姓生灵才是首要考虑。

罕见看到具备如此诚实史观的影片，以克制冷静的笔触描画了一个夹缝中的小国如何取舍宗主国的故事。

对战和两派代表人物，分别给予了客观尊重的刻画。

斥和派金尚宪，执念大义气节，体谅平民兵士。

却冷酷捅死渡口老汉，唯恐他为清军领路。对老人的孙女，又极近怜悯妥善安排。

主和派崔鸣吉，绝非贪生怕死之辈。为免生灵涂炭，一腔孤勇，数次前往满清阵营斡旋。

甚至于未免金尚宪尴尬，一力承担降书撰写工作。甘负骂名，在所不惜。

两人虽然在是和是战上，意见不一。

大多时候惺惺相惜，堪称君子之交。

全片没有丑化满清，也没有美化朝鲜君主。

皇太极不亏为日后改天换地的大汗，心胸亦算宽广。

对于朝鲜君臣在大年初一还要向北京大明方向行叩拜大礼的行为，表示了理解体谅。

片尾，朝鲜仁祖大王着蓝衣（以示有罪），领众臣向皇太极行三叩九拜大礼的画面可谓生动凄凉。

影片中，极力讽刺的乃是以领议政为首的骑墙派们。

对兵士，高高在上，视为草芥。

对下属，恫吓嫁祸，无所不极。

对同僚，动辄要求处斩崔鸣吉。

被满清炮火教训后，立马见风使舵，高呼处斩的对象转眼就变成了金尚宪......

丑态毕露。

哪怕画面冷静克制，亦不免种种悲凉萦绕其中。

多场群臣辩论戏，生死名节，让人热泪盈眶。

李秉宪与金允石，再次贡献无与伦比的表演

导演黄东赫，《熔炉》《奇怪的她》均出自他手，加上本片，似乎各种题材都能驾驭。

或许，可以把《鱿鱼游戏》排上List了。

朝鲜称清朝为蛮夷，以儒家圈的清高看不起清朝。本来就打不过，还自己以为很厉害，就是放不下架子。动不动，就说别人丧权辱国，要砍头谢罪。到最后还不是投降了。

历史转了个圈，1840年，清朝也还以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以为自己学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觉得西洋都不过是未开化的蛮夷。结果还不是被打得屁滚尿流地求和。不过比朝鲜干脆些。历史让清朝由施害者成为受害者。

弱国无外交。这是不变的真理！但磕头真是需要勇气的。不知道道光皇帝下地府怎么面对自己那威风凛凛的祖先皇太极？

朝廷上有主和派与主战派，加上随风倒的投机派，是很正常的。有时候真的说不清谁对谁错，只能让历史来证明他们的路是否行得通。主和派追求的是，国家和民族活下去的希望。主战派追求的是民族的尊严。很多事情扯到民族大义就很容易给人戴高帽，甚至成为借刀杀人的好借口。

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不在乎高高在上的大人国王是谁，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吃饱穿暖地活下去。百姓心中有杆秤，丈量着天地的良心，官员的良心，国王的良心。

当几百年后，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时，他为了这个国家背负了整个民族的骂声。不知他是否知道几百年前的朝鲜也有个吏判为了整个国家而自己甘愿成为千古罪人。

李鸿章还得想想甲午海战，自己一味避战是否正确呢？朝堂上一片争吵声，又能指出条明路？不过是历史的车轮在倒车。

战与和，生与死，永远是辨不清的哲学问题。

历史会给一个国家投骰子的机会，开大开小，若干年后，还有再来的机会。（现在韩国还是很发达的）

可是对个人来说，骰子只有一次。所以请珍惜自己的命，珍惜别人的命。

韩国电影题材中自黑已不算是新鲜事，黑政府，黑警察，黑检察官，看不惯的事，韩国导演都能拍出一段黑历史来，曾拍出过《熔炉》的导演黄东赫这次真的拍出了一部自黑韩国历史的《南汉山城》，背景是1636年的丙子战争，在韩国称为“丙子胡乱”，以儒家文化正统自居的朝鲜人称呼蒙古和满人为“胡人”，以至于日治朝鲜时期烧饼都被称为“胡饼”，正是当年满人入侵朝鲜时带去的食物，后被朝鲜人学会贩卖时便称为胡饼，电影《词典》有提到过。这段故事的起因是1627年曾爆发丁卯胡乱，后金政权曾与朝鲜定下盟约，称“后金为兄国、朝鲜为弟国”， 1628年，皇太极计划进攻明朝，向朝鲜征调兵船。朝鲜仁祖故意拖延三日后才接见后金的使臣，并对他说：“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船殆不可藉也。”皇太极闻听后大怒， 1636年称帝后不久，因不满朝鲜在结盟后但仍旧保持着与明朝的关系，率领数万清军攻打朝鲜，逼迫其称臣。十二天后便抵达朝鲜京城汉阳城下，朝鲜仁祖出走南汉山城避难。翌年正月三十日，在南汉山城被清兵围困47天后，仁祖着青衣在三田渡向努尔哈赤称臣，行三跪九叩之礼。韩国人将此次事件看作国耻，称之为“三田渡之屈辱”。我要说的是，就是这奇耻大辱，韩国导演居然可以拍出来，而且还对史实一一还原，导演要还原朝鲜大臣们称之为蛮夷的侵略者，要还原朝鲜朝廷内部主战主和的争执，要还原当时朝鲜士兵的懦弱，要还原仁祖爱国忧民忍辱负重的勇气。甚至导演还原了女真人的对白是用满语。这部电影的累计观影人数达到384万人，这个数字是韩国总人口的1/13，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一部反映国耻的影片却票房飘红，在中国简直不可思议，这类题材是中国影人的禁区，而且毫无票房而言，但为什么韩国电影可以获得如此成功，想必和其宽松的电影环境和开放的历史观决定的，屈辱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无法回避，更不应该刻意掩盖。我国的近代史充满了屈辱与不平等，貌似只有《火烧圆明园》和谢晋的《鸦片战争》，之后再无新作而言。这类作品放在当下是与“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厉害了，我的国》相悖的。在这一点上韩国影人更加勇敢，韩国的观众也更加理性。 大连和旅顺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一环，作为租借地的旅大两地，保留了大量日俄时期的建筑和当年殖民者城市规划的痕迹，1899这个年份正是俄国沙皇颁布敕令宣布建立达里尼港，并以港建市的年份，正是大连城市的开端。大连诞生于沙俄殖民者的母腹，成长与日本殖民者的摇篮，侵略者在城市留下的印记犹如婴儿诞生时带来的胎记无法抹去，但这并不影响1945年光复后，大连以独特的姿态在新中国“长大成人”。大连的城市和市民身上有着独特的性格与文化，这与它的“童年经历”不无关系，而如今的官员在宣传大连时对待大连的“出身”问题，试图回避，甚至希望被外界所遗忘，这是何等狭隘的历史观。 说回到电影，如今满人已不是中国的主宰，曾经的满洲已不复存在，满语只存在于故宫的匾额之上，满族人已无法从自身上找到任何民族印记，而韩国自明亡后以儒家正统自居，虽屈尊为王，但韩国文化之精髓从未间断，薪火相传，现在已融入到韩民族的血液之中，在韩国社会至今仍可以找到这种影子，而多数时候，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我们对其早已嗤之以鼻。如今我们又主张重视传统文化，韩国这个当年与中国父子相称的国家，俨然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文化上我们向韩国可以学习的东西有很多，从这一点看，仁祖那一跪，真可谓大丈夫，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民族文化火种得以保留。这并非耻辱，只不过是在地缘政治之中寻求的一种生存之道罢了。 影片的始末有两句话首尾呼应：“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那年春天，蒲公英再次开花了”…

提起韩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尤其是那些叙事范围超出朝鲜半岛、涉及东亚别国的历史题材作品，总是让人很容易想起那些无视史实贻笑大方的经典——比如2006年的电视剧《渊盖苏文》，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史无前例地穿越到了隋炀帝的屏风上；2008年的《神机箭》，朝鲜人民开发出了堪比火箭炮的夺命武器“神机箭”……这些都是小国寡民心态之下意淫的终极产物，与中国三流的网络小说没有什么区别。

即便是一些成功的商业片，甚至是在人物和思想上有一定深度的商业片，如《太极旗飘扬》、《鸣梁海战》、《暗杀》，也常常出现些许历史错误。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类作品常常用力过猛，煽情过度，情感压倒了理智。观众激昂之余，很难从历史中体会到什么。

这就让2017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南汉山城》显得格外可贵。

《南汉山城》的故事围绕1636-1637年历时47天的朝鲜“丙子胡乱”展开。1627年后金皇太极已经入侵过一次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被迫与后金结盟，但实质上仍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支持明朝，与后金敌对。随着后金与明朝矛盾加剧，后金迫切需要解决朝鲜问题。于是皇太极在1636年4月改元为清后，于12月再次出兵朝鲜。朝军节节败退，国王仁祖不得不从王都汉阳退守南汉山城。这便成了本片片名的由来。电影开头将这段历史背景以字幕的形式介绍出来，末了加上了一句似与历史背景无关的话：

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

于是，整段干巴巴的历史，似乎因为这句话，一下子鲜活了起来。这句话也奠定了全片的基调，因为历史早已剧透了本片的结局：朝鲜战败，断绝与明关系、接受清朝册封、送出质子赴清、按时向清朝贡。

“丙子胡乱”在今天朝鲜与韩国看来，无疑是一段屈辱史。就算韩国电影不把它拍成《神机箭》那样的意淫片，把它拍成一部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旋律片，也是没什么问题的。事实上，2011年电影《最终兵器：弓》就是这么做的，讲述了“丙子胡乱”中一个普通朝鲜弓箭手与精锐清军弓箭手展开的生死搏杀。

可是《南汉山城》偏偏没有走这些路。它拒绝夹杂任何情感上的倾向或引导，只有历史和基于历史的演绎。它的宣传海报，基本概括出了整个电影的风格，就是性冷淡。

电影的镜头色彩则让我想起国产电影《大明劫》，灰蒙蒙的、冷凄凄的，像是蒙上了历史的尘埃。里面的人物从不会像一些亚洲古装剧里的偶像那样光鲜亮丽，观众所能见到的就是不合身的军装、破损的盾牌、皲裂的皮肤。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质感”。

“历史的质感”不仅体现在道具上，更体现在整部电影的主题上。《南汉山城》的主题在于对历史的反思，在片中这种反思呈现出非常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角度，主要可以分成三点：国际局势、朝鲜体制和个人选择。

大国政治下的小国悲剧

电影对于17世纪的朝鲜的国际地位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它不过是明清东北亚地区霸权争夺中的一颗棋子。随着明清矛盾激化，朝鲜在两方间周旋的余地也愈来愈小。电影将朝鲜在东北亚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承认自己是棋子，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

电影也毫不避讳明朝在朝鲜身上留下了浓重的文化烙印。朝鲜群臣奉明朝为上国、视满清为蛮夷，言谈间都是上国于“壬辰倭乱”中的再造之恩，即使身处重围依然坚持在新年向北京方向献礼。这样的处理在今天去中华化为主流的韩国，实数清流。

电影亦没有因为清朝是入侵者，就在形象上予以丑化。它难得地像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入侵者：在女真族崛起的数十年间，它由一股以劫掠为生的马匪，迅速成长为一支足以问鼎中原的政治力量。在这个时刻，对已经建了国的清朝来说，战争开始从单纯的抢掠，向其本质——政治的延续——过渡。清军此番入侵，不是要进行对朝鲜肉体消灭，而是要朝鲜在精神上臣服，这不仅是免除自己对明战争的后顾之忧，更是全面取代明朝在亚洲朝贡体系中地位的第一步。所以在电影中，清军非常克制，每当朝鲜求和，就停止进攻。面对朝鲜的连番抵抗，皇太极给朝鲜王仁祖的信中写道：

就连你的愚钝，也算我的无德。

这句话基本就是在说，子不教，父之过。就在朝鲜群臣口口声声蛮子不可信时，这位蛮子头子居然已经以天朝上国自居，居高临下地检讨起自己来了。时代的变化之快，永远超过人类的认知。

作为中国人，很难想象一部韩国电影会以一种近乎亚洲以外的旁观者的视角，如此冷静地对待当年屈辱的自己，和造成这种屈辱的入侵者。事实上，《南汉山城》的重点不在屈辱，而在于强调在当时的大国政治下，小国悲剧是无可避免的。当小国自己看透了自己的命运时，作为大国的我们是不是反而生出了一些同情呢？

1637年正月，按照惯例，朝鲜王在南汉山城中向北京的大明皇帝献上新年之礼，然而此刻大明皇帝并无暇东顾。于是君臣一行人战战兢兢地在清军炮口之下举行典礼，时不时诚惶诚恐地望向城外的敌人。

而城外的皇太极则大手一挥：

随他们吧，他们也只是在做分内之事而已。

电影没有表现的是，此时明崇祯皇帝正调集水师入朝作战，只是援军未到，仁祖已降。这件事直到1749年才为朝鲜君臣所知。朝鲜王英祖说：

试思崇祯时景象，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毅宗德意，无异神皇。

此时已是清乾隆年间，“丙子胡乱”已过百年余，昔日“蛮子”已是中原之主，并也即将重蹈前人覆辙。多少悲欢已成过往云烟，然而朝鲜半岛的小国坎坷却从未终结。

对朝鲜体制的自我批判

在非常清楚东北亚局势和自身在其中角色的同时，电影对当时朝鲜自身存在的问题非常不留情面，这一点倒是与当前很多现实主义韩国电影是一样的。

电影毫不犹豫地揭露了许多朝鲜大臣腐败、无能、懦弱、摇摆的丑态：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哪边人多就跟哪边；军队下山作战时，将军居然留在城内美其名曰“指挥”；不维护武器装备，导致军队战力低下；只管自己，不顾士兵和百姓死活。

所谓“亲不亲，阶级分”，面对这样的统治阶级，士兵和百姓自然毫无忠诚可言，所谓的民族主义在阶级矛盾面前不堪一击。

河边的渔夫，带朝鲜王过河，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于是他决定留下来，跟着清军碰碰运气。

清军中的朝鲜翻译，面对自己身为朝鲜人为什么帮清军的质问，冷漠地回答说：

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不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比起其他韩国电影中有些过头的疯狂自黑，本片的自黑可以说是以小见大、点到为止。

时代大潮下的个人抉择

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朝鲜自身的腐败脆弱，决定了这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斗。面对这种大变局，朝鲜的士大夫们迫切地需要作出一个决定：和，还是战。这个决定后面还隐含的一个决定是：生，还是死。

电影的故事主线围绕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两个人物，“主和派”吏曹判书崔鸣吉和“斥和派”礼曹判书金尚宪展开。他们也是电影一开场就先后出现的两个人。而他们的登场，颇值得玩味。

最先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青衣背影，面对着一字儿排开无边无际的女真铁骑。

后来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白衣剑客，手起刀落，砍翻了带仁祖过河后不愿随行、还声称要给清军带路的渔翁。

前者是“主和派”的崔鸣吉，后者是“斥和派”的金尚宪。

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主和派”通常被人认为是懦弱的，可是崔鸣吉却敢只身闯敌营，展现出莫大的勇气；而“斥和派”或者说“主战派”通常被人认为是刚正的，可是金尚宪却视百姓的性命如草芥。

这种矛盾贯穿了两个人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过程。电影对此也并未做任何评价，一切交由观众体会。

但是电影通过两个人的差异，至少表达了两个观点：

第一个是，行为并非评判一个人的依据，而要看动机和结果。清军入侵之时，朝鲜朝堂上，贪生怕死的主和者有之，跟风起哄的主战者亦有之。但很少有崔鸣吉和金尚宪这样的人，将个人生死与他人看法抛开一边，只去为自己的信仰斗争。

第二个是，两个人的主张对立，根本上还是阶级的对立。崔鸣吉相信的，是百姓不应遭受涂炭。为了百姓的姓名，王室可以不要尊严。他劝仁祖说：

请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比起崔鸣吉的“不择手段”，金尚宪可以说是“泥古不化”。他相信的，是王室尊严。为了尊严，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可以以死明志。所以他可以一刀解决打算给清军带路的渔翁。然而就在他给自愿出城送信的人许诺王室赐予的荣耀时，送信的人却冷淡地说：

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殿下。

由此金尚宪才明白，朝鲜的王室与人民，已经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没有双全之法。迷茫中他知道需要革新，但却痛苦地得不到答案。

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就此走上各种的路，而整个朝鲜也将迎来数百年未有的新命运。

结语

《南汉山城》并非完美。为了客观、全面地展现“丙子之役”中的各方，电影时而琐碎，时而冗长。但作为一部历史电影，其历史部分的高水准，在我看来可以弥补电影方面的不足。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就如同当年《大明劫》没有在中国收获多少票房一样，《南汉山城》在韩国的票房表现也不过了了。《南汉山城》中所表现的这种屈辱，与如今亚洲各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格格不入。

所以，我更加佩服《南汉山城》这种直面屈辱的勇气；而且他们直面屈辱所用的武器，不是无脑狂热的吼叫，而是冷静客观的思考。

《南汉山城》是一部记录耻辱的战争片，却把朝鲜的耻辱拍得大义凛然。故事有不符合史实之处，固然有影片方的立场原因，同时也正是这些处理，使得观众得以更好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如果在电影中那种理想化的情况下都不能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那么在更加复杂的现实中，应该是确乎无解了。 电影中线条很多，可以是每个人物都能作为一条线索，代表一种人生。开篇的领路人，他的孙女娜露，守城将领李时白，铁匠与七福……当中最主要的当然是崔明吉与金尚宪。在这两人之中，金尚宪是表现得更加立体，也更加突破传统主战形象的人物。两人都不是一味站在朝堂与国君的立场上主战或主降，在对社稷的思考中加入了百姓的未来，这就使得两人的主张都变得沉重起来了。然而，主战的金尚宪没想到，相较于他所说的尊严，百姓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小小生活，是夏播与秋收；主和的崔明吉想必也没有想到仁祖下跪投降时的那份屈辱，从未流泪的自己也会哭泣不已，而在几百年后，大清不复，韩国会拍这样一部电影，重现当年的景象。 利铁是其中不大不小的一个角色，却有许多令人深思的寓意。他为了送檄文，逃出了清军的层层围追堵截，却几乎死在了自己的援军手中，因为都元帅有自己的考虑，不希望为救仁祖而冒此大险，却又受制于自己为将者须听君命的一点仁义，因此选择“没有收到檄文”。利铁放过了军士，导演却没有像其他影视作品中的那样，接下来是以德报德还他恩情，却是再次被军士的弓箭所指。最后呢，清军跟随军士找到了都元帅的营地，全营被灭，而都元帅，正是朝鲜王苦苦等待的援军。在这样的纠缠与巧合中，仁祖仿佛被命运所捉弄，实际上却是被自己、被自己的官员所捉弄，以至于最终不得不选择出城投降。 在出城时，崔明吉说“殿下，从这里开始不能骑马了。”也就预示着，之前是朝鲜王的他，即将成为满清的臣子，马后是曾经，马前是未来，曾经是仁义尊严，未来是屈辱难料。投降时一边是仁祖对皇太极行三拜九叩之礼，沉重的呼吸清晰可闻，一边是金尚宪举刀自刎，汨汨的鲜血在地上流淌。导演将两者的行为缓慢而又详细地表现出来，或许是有意引导观众思考二人所说的生与死之路。 总而言之，这部电影只是记述了历史中小小的一个片段，所反映的、思考的却是贯穿所有历史的问题，生死之路，当夹杂了人的尊严时就变得错综复杂。就拍摄手法而言，南汉山城也是无可指摘，对于战争场面采取直视，又有意将观众拉离故事，使之跳出故事本身进行思考，是最好的地方。金尚宪杀老者时的远镜头与他自杀时的背影、死后的特写……这些远近变换的镜头，恰到好处、不即不离的配乐，还有整部片子中单一的黑白色调（最后春天来临时的色彩鲜亮起来，既是色彩对比，也是呼应金尚宪对娜露所说过的话），考究的朝鲜服饰和满清金钱鼠尾辫，这些细节对于我这样一个注重历史微尘的人来说很重要，恰恰也是吸引我过了这么久也来看这部电影的缘起。 最后，蒲公英开了，船也系好了，娜露与金尚宪的约定却永远留在了丙子胡乱的冬天里。 记录一些小片段： ：小人熟悉这冰路，等清军来了，就给他们带路，换取些粮食吃。 ：你可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天帮国君，明天又帮清军？ ：小人昨天帮御驾渡河，却连一碗小米都没拿到。 传令兵的头被无知的兵士砍下，只为了一顿饭的赏赐，于是自己士兵的头颅和敌军将领的挂在了一起。 ：朝中的大事，怎能交给卑贱的铁匠呢？ ：现在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哪有什么贵贱？ ：吃喝玩乐，打人关押的时候，都是有贵贱的。肯定有人比我更合适。 ：如果你能送完这个檄文之后，安然无恙地回来，主上殿下会给你大大的赏赐。 ：我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在夏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我们的愿望只是如此而已。 ：微臣愿意死的轻于鸿毛，支撑比死还要重的生命。 ：死并不轻于鸿毛，殿下。尚宪所说的死，是无法支撑性命的。 ：鸣吉无法分辨生和死，是将生死混为一谈，将生变成了耻辱。 ：无法忍受耻辱，但可以忍受死亡，殿下，请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一个国家的君王，在面对蛮夷的时候，应该接受的是正大光明的死，怎可在全天下的百姓面前耻辱地乞求活命！臣无法旁观，侍奉这样的君王。请在此地砍了微臣的脑袋。 ：到底什么是国君？就算在蛮夷的脚下，只要能为了自己国家的百姓创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的从心底跟从的国君。请先砍了微臣的脑袋，请殿下忍受……这份耻辱。

在电影方面，相较于中国，韩国是脱离了小学生趣味的了，无论是题材还是主题，都在跟好莱坞靠近，但更具欧洲的写实风格 电影都是在兜售某种价值观。一部电影在称为一部好的电影之前首先要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让人衡量思考。一刀切的价值观基本可以判定不是好的价值观 南汉山城讲诉的是朝鲜“丙子之役”，皇太极率清军侵袭朝鲜王国，把朝鲜君王及众臣围困于南汉山城 皇太极围而不攻，是因为他要的不仅仅是胜利，还有人心：只有他们自觉的走出城池，皇帝的威严才能普照天下。只有朝鲜君王主动出城跪倒在自己脚下山呼万岁，一切才能尘埃落定，这是上谋，上谋伐心 皇太极是强者，朝鲜王君是弱者，强者像熬鹰一样熬弱者的心，弱者只能战战巍巍考虑是战还是和 每到这种时候，都会出现三派：主战，主和还有帽子派 主战派是为面子，以前是主子，变成以后的狗腿子，是耻辱，与其屈辱苟活，不如有尊严的战死。求和的人无法分辨生和死，他们是将生死混为一谈，将生变成了耻辱。“一个国家的君王，在面对蛮夷的时候应该接受光明正大的死，怎可在全天下百姓面前耻辱的企求活命？微臣无法侍奉这样的君王。” 主和派是为了活着，生命是第一要义：如果强者随意对待弱者，弱者也会为了活下来而忍受任何事情。主战派的话说得很漂亮，也很正确，但那只是话，话只是面子的台阶，如果认为话语重于生命，那是荒唐。无法忍受死亡，但可以忍受耻辱。“就算在蛮夷脚下，只要能为自己国家的百姓创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从心底跟随的君王。” 最多的是帽子派。帽子派的原则是除了表态，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也不要承担任何风险。他们不用奔战沙场，没有战死的风险，但也不愿求和二字从自己的口中流出，这样显得贪生怕死没骨气，他们只会站在制高点给主战派、主和派戴帽子，为他们请罪。主战派战败了他们重言痛斥：殿下，这般耻辱是史上未有的，请砍下他的头，送到蛮子那里，以重树君王的威严；他们是为了免罪，夸大自己所见，用于胁迫殿下，他们在禽兽般的蛮子面前，使殿下和宗庙社稷受辱，请处以惩罚。主和派写了乞降文书，他们痛哭流涕：崔鸣吉的文书是把整个宗祠献给蛮敌的逆贼之书…请马上将文书烧掉，砍下逆贼崔鸣吉的脑袋，以示三军 这三种人说了那么多，都是在等一个人表态，君王。君王想要面子，也想活着。以前是一朝之君，之后要变成他朝之臣，这荣光放不下，面子上也过不去，必须尝试一战。但一战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扭转的可能，这时候，主战派再说宁战死不苟活的话，君王就变得怂了：我想活，为什么你口出死亡 在整个事件中，还有一类人被排除在讨论圈之外，但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最直接，也是最巨大的，那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不管是战是和，也不管谁折了面子谁赚了里子，他们只希望战争赶紧结束。电影中，主战派找了个铁匠突破封锁山城外送勤王檄文，他说：我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像我这样的人，只要春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就可以了。他冒着丢掉生命的风险外送勤王檄文，仅仅是因为：只要我把檄文送出去，战争就能结束吗？ 我们常常在谈爱国，其实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妄谈，只是各取所需，得看你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你谈爱国是为了荣光？面子？明哲保身？还是为了生存？或是在谈一个概念？什么时候谈爱国是在生拉硬扯，什么时候谈爱国是在一个框架层次内的凝聚力量，这是需要辨析清楚的 或许，对于局外人、后来者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该战还是该和，而在于国家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了这样的境地。什么样的境地可以为之死，什么样的境地可以弃之逃，一个国家的路该怎么走？南汉山城最后，主战派与主和派有个生而死、死而生的对话，虽然说得有些玄乎绕口，但也算是点了一下主旨： 一起回都城，重建朝廷吧，这才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正如我所走过的路，我就算要死，也绝对不是在蛮夷脚下 何出此言，明明有活路，为何偏偏谈起死路，你所说的死路上真有活路吗？ 那你所说的活路究竟是什么 活着才能走的、新的路 那是百姓的路，还是国君的路？ 百姓和国君一起走的路 我也那么想过，但我错了，为百姓而走的新的活路，只有在除旧革新之后才能有，你是，我也是，我们所拥立的国君也是，这就是我在城中领悟到的

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周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