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伊·比姆

昨晚看完杰伊·比姆，难过得迟迟不能入睡。

其实影片的处理是有些极端化的——绝对的正义+无辜VS绝对的邪恶，律师的形象过于伟光正，受害者符合“完美受害者”的定义，对于黑暗势力的描绘也是典型的不见一丝光明的恶——按理说会让人觉得不真实。然而镜头语言的呈现太真实了，以至于在看到拉贾坎努死亡照片的瞬间我听见自己小心翼翼怀抱着的希望碎裂的声音；在警察殴打三人意图屈打成招的画面闪回中我捂住眼睛，恨不多长出两只手同时堵住耳朵，脑海里浮现的全是拉贾坎努帮助别人时淳朴的笑容，看向妻子时深情的眼神，他们还期盼着有一天住上自己烧制的砖砌成的新房……这是镜头语言对于容易共情的人的力量。虽然最后正义得到了伸张，但逝者已逝，仍是久久意难平。

今早读到一篇从“共情”角度探讨这次东航空难的文章，忽然找到自己最近情绪化的部分原因。我理解还原真实事件或灾难的痛苦的意义，杰伊·比姆或熔炉之类影片中的还原是为了警示世人，促进社会进步；空难后报道的还原是为了追问和反思，为遇难者和家属发声，避免后续灾害的发生。然而被这些新闻报导刷屏的同时，共情能力强的人难免不由自主地去代入，想到最后几分钟飞机上的人得有多绝望，想到亲属得有多么崩溃……

所以当共情的痛苦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时，提醒自己暂时放下手机，别再去看那些还原痛苦的文章，好好休息，同时也好好去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人。

观众看影片时，有立场预设，有上帝视角，所以我们很自然就可以代入主角的经历，认定基本的善恶，这是电影的功劳。然而若把这样的案件放入现实中，再悄悄修改一下剧情，使得受害者不是完美受害者，而是一个略喜欢贪小便宜的人，那么在警察看似完美的证据链下，旁观者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观看这个案件呢？

结合近年来“网民断案”的倾向，我想不难猜到舆论的反转和对立。

正如影片里“IG”警官为自己打断猥亵男十指的私刑辩护那样——“如果不动用这种刑罚，我怎么能保护那个女学生？怎么惩戒那些罪犯？”——大多数民众朴素的正义感往往只能让他们认识到法律双刃剑的其中一面——惩戒犯罪——而忘了另一面：约束公权力。

我想引用罗翔《圆圈正义》中通俗的阐述来解释这个观点：

“刑法不仅要惩罚犯罪，还必须有效地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古话说：‘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如果刑法的使命只是打击犯罪，其实没有必要制定成文刑法。它只需存于统治者的内心深处，一种秘而不宣的刑法较之公开明示的法律更能打击一切所谓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公权力如果不受约束，那么“一切有关谁应该构成犯罪，谁不应该构成犯罪的问题，也就只能依赖权力者的偏好……这样，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出现疑难案件，因为只要是我们想打击的，那它就是犯罪。”

《杰伊·比姆》用一个小时的刻画，让观众体会了公权力之恶，甚于民间违法。

民间的违法，由公权力去制裁，而公权力对人权的践踏，更容易使人毫无申诉的余地。也正如影片中律师钱德鲁所说：“他们（那些被公权力践踏的人民）只剩下我们了。”

看完本片，不由得对坚持正义的律师心生敬佩。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人，为手无寸铁的民众举起对抗部分邪恶公权力的法律武器。

他们就像罗翔在送给所有人的书里都会写的那句话一样：做法治之光。

印度年底有部电影很火，名字叫《杰伊·比姆》，讲的是低种姓贱民被欺压被整治被炮制成一桩桩冤假错案来顶罪，因为当地警方升职主要靠破案率，警长无能但又想升职咋办？就拉着无人在乎的贱民来顶罪，于是就有了一位名为钱德鲁的人权律师奔走劳碌，大声疾呼，为了被冤枉的贱民平反，维护社会公平人间正义。

讲的差不多是这么个故事，其中用了大量的笔触详细描写了印度警方是如何系统性的迫害低种姓贱民群体的，非常黑暗，黑到了骨子里。

这个电影拍的不错，评分高达8.7分，但它也仅仅是不错，其实配不上这么高的分数。

在我看来，电影的败笔就出在钱德鲁这个律师身上，这也是电影制作的通病——总喜欢刻画一个英雄形象，这位英雄是人格品德上的完人，极度高尚，大公无私，且业务能力精专，做好事简单，做各种艰难的好事，还是手到擒来。

去年有部美剧《成瘾剂量》，也是一样的套路，也是邪恶集团侵害民众，正义检察官/律师化身英雄，向邪恶开战。

这样的故事描写方式，精彩是很精彩，但看多了会感觉腻味，枯燥，没太大意思。

不可否认，在现实中极度高尚完全大公无私的人，可能确实是有的，我也愿意相信他们确实存在，只是我的个人经历和我所学所闻，基本上是没见过的。

现实具体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我们要看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了解下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件。

杨乃武是清末的举人，家里略有资产。小白菜是个嫁了老实人的小媳妇，颇有姿色，租了他们家房子住。小白菜的老公身体不太好，稀里糊涂的突发疾病死掉了。

本来这个事很简单，没什么大不了，但这件事被有心人记在心上，联合县令一起借机把小白菜收押，令其供出杨乃武，治了一个勾搭奸夫，谋害亲夫之罪，按例要处斩。

杨家人在当地也是颇有能量和胆识的，自然不能坐视自己家亲人被冤枉，于是就告到知府，结果知府也包庇县令维持原判，那就告到督抚，督抚还是维持原判，那就告到北京。慈禧太后闻言此事，立刻发旨要求重审，推翻死刑判决，杨乃武和小白菜得以沉冤昭雪。地方的糊涂官员全部被革职查办，判处流放。

这个案子和开头提到的印度电影美国电视剧都很像，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案件中并不存在一个「英雄」人物。

如果单独看杨白案，地方官员无疑是邪恶黑暗的落后代表，是不是？

但实际上他们是曾国藩的湘军嫡系，在当时大时代背景下反而是励精图治开化进步的代表。

而慈禧太后看似主持公道，其实她根本也不在乎小民冤屈死活，她自己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她一定要给案子平反的原因只有一个：

湘军系势力太大，已经有了指挥不动的苗头，这么一起案子都官官相护，团结一致，意思就是东南一带已经脱离大清统治，成了湘军自己的天下。

这种局面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无法容忍的。

慈禧已经处心积虑想了很久如何处置湘军系集团，刚瞌睡就送了个枕头，刚好借这个案子，把整个东南地域的湘军势力全给一锅烩了，革职的革职，流放的流放。

你说她真的会体谅什么百姓疾苦关心民间冤屈，那是把她想太好了。

在杨家人进京告状的过程中，有两个人物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胡雪岩，

翁同龢。

胡雪岩的人品和名声一向很好，急公好义，遇不平事一定要帮上一帮，看似好像是个英雄。

但实际上胡雪岩出钱出人出力，几乎是尽全力帮助杨家人告御状，只是因为这件事有利可图——胡是左宗棠派系，和湘军一向不对付，东南一带作为经济商业最发达的地方，湘军系被打倒，左系上台，他作为左系的钱袋子自然会大放异彩，好处无限。

翁同龢这个人就更不用说了，标准的糊涂蛋，落后保守顽固势力的代表，他不停的在慈禧面前力主重审此案也不是因为他真的就突然转性成了正义之士了，而是因为他作为顽固保守势力，本来就和湘军系不对付，难得有机会踩湘军系一脚，肯定得努力上。

换言之，在杨乃武小白菜案件中，除了受害者小白菜和杨家人，故事中的正方，反方，双方运动员+裁判员，没一个是好东西，没有人在乎天理，正义，公平，他们在乎的只有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我喜欢说的那句话：

这世上没有什么天理昭昭，只有邪恶互斗。在各个邪恶集团互斗的缝隙中，普通小民才有了喘息的空间。

近几年的电影，不论是《杰伊·比姆》，《成瘾剂量》，《正义的慈悲》，都号称是根据真实案件改变，都喜欢塑造一个圣人，完人。

但现实告诉我，这样的完人圣人，存在率太低了。

尤其考虑一个很重要的可行因素：

好人基本上是斗不过坏人的，

只有坏人，才能打倒坏人。

从这点上来说，其实美剧《亿万》中的正邪对战更真实一些：

里面的检察官雷厉风行，百战百胜，关押了无数资本大鳄，有效维护了市场的金融秩序。

但是他并不是因为正义才做这件事的，他纯粹只是为了升职和权力才做这件事，整个人和仁义礼智信都丝毫不沾边，反而极度的腹黑阴暗凶狠，无所不用其极。

说这么多，我想可能对我们来说，了解真实最大的意义在于：

永远都不要妄想生活中出现一个救世主。

如果你真遇到了救世主，这个人反而可能会把你推入深渊。让你本就艰难的困境彻底无法挽回。

与人交往，以利为基点，多想想这件事对方能否得到好处。

如果出现了一个无私帮助你的人，大概率他是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万不可盲目相信他人，更不要天真的以为自己真的会遇到好人，圣人。

以及，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

这是基于真实的故事。看完之后我依然有深深的疑问，这样的故事，他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表面的说当然是法律的正义得到了伸张，让人看到法治的力量，人民看到了希望。但真的是这样吗？整个故事里面需要的是一个超级英雄，他不畏强权又绝顶聪明，充满执行力，还温情脉脉。故事还需要一个绝对公正的最高法院。影片中只是冰山一角的显露出来的是这背后有深刻的政党角力。法庭的公正有多少是来自于政治斗争的平衡呢？这个问题问出来就显得如此的政治不正确，和充满阴谋论。但是对于一个阴谋论者来说，这个就意味着真相。

不记得在哪里看过，所谓的正义，所谓的文明，所谓的进步，其实不过是一种在资源充分，社会经济持续增长期的一种幻觉。一切的问题其实都是资源和分配的问题。这是印度的故事。我们可以做一下思想游戏，如果在这个南亚次大陆古老的土地上，真的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它包括土地的革命，思想的革命精神的革命。只要资源是有限的，土地是有限的，而人口在继续的增长，那么这些革命的人们如何去面对资源分配的问题? 种姓，你把身份证烧掉他就消失了吗？哪怕所有人皮肤都漂白，婆罗门，刹帝利就全部都和谐了吗？我怀疑这种可能性。

唯一的办法就是增长，如果我们不能够走出星辰大海，而不得不困守这蓝色的匮乏的星球，这样的事情，1000年，2000年，1万年，2万年仍然会不停的，持续的发生。和法律无关，和正义无关。偶尔的英雄事迹，不过是在无边黑暗中的迷幻。

有“宪法之父”之称的印度首位法律部长比姆·安贝德卡尔曾说：“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实现社会自由，法律提供的自由对他而言就是无效的。”

印度种姓制度由来已久，在那片土地上，人的社会地位与他们的财富无关，姓氏决定了他们的一生。

尽管印度早在70多年前（1947）就颁布律法废除了这一制度，但种姓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由此带来的社会性问题层出不穷。

电影《杰依·比姆》这部根植于上世纪90年代的电影，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件由种姓歧视延续而来的司法和警务系统丑闻。

案件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聚焦的是印度少数民族伊鲁拉人因身份（种姓）问题被小人栽赃为贼，随后受当局疯狂迫害致死的著名冤案。

这起案件非常有代表性，除了有敏感的种姓议题，当中还牵警务系统和司法权力腐败这样引人夺目的话题。可以说，电影本身为外界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去了解一个更真实的印度社会。

被疫情折磨得苦不堪言宝莱坞瞅准时机，在今年推出这部揭露印度现实问题的电影，给本国举步维艰的现状再添一道“难题”。片中反映的问题由来已久，是印度一直无法攻克的老大难。

最典型的一个问题，还是被外界吐槽过无数次的种姓制度。

过去，低种姓群体如果看到高种姓人群，必须避开以示尊重。假入不小心看了对方一眼，他们也会受到严厉惩罚。可即便万般小心，如遇到不怀好意的人碰瓷找茬，被无端安插罪名的事也时有发生。

今天，种姓遗毒带来的负面影响依旧深远。虽然印度法律废除了种姓制，但强大的宗教环境依旧将这一古老形式予以保留。

如此一来，整个印度社会实际上仍旧建立在一套天生就充满不公的制度下，在这样的制度中谈论公平，简直是一个残酷而绝望的笑话。

影片中，作为比首陀罗更加低贱的一族（印度种姓又高至低分别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贱民），伊鲁拉族的遭遇令人扼腕。

作为曾经的狩猎民族，被印度主流社会同化后，他们无法像高种姓阶层那样接受正常的教育，即便有心让小孩接受教育，也要经历重重坎坷。

在种姓制度的排挤下，占印度总人口约1/5的贱民阶层，至今仍有90%的文盲率，严重阻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

悲惨的是，伊拉鲁族无法改变自己的前途，一辈子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低廉的薪资让族人们根本无法住进像样的居所，他们只能在人与自然的双重压迫下，过着没有种姓证书、没有身份证、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的零尊严生活。

更悲惨的是，即便已经如此卑微地活着，他们仍然逃脱不了被特权阶级肆意玩弄的命运。

同村高种姓阶级家中失窃，警察不是第一时间搜证据抓窃贼，反而为了快速结案，随便从低种姓群体中找一个人出来充数。如果问不出真相，违法刑讯逼供也在所不辞。

如此氛围下，权力非但没有成为保护百姓的保护伞，反而成了和罪恶狼狈为奸的一丘之貉，一批批冤案卷宗下，大量真相被掩盖，正义更是无从谈起。

作为冤案的申诉者，人权律师钱德鲁，在推动印度司法公平的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和大众了解的刑事或民事诉讼案律师不同，钱德鲁干这份工作带有一点公益性质。他的客户大多来自低种姓阶级，这意味着人们没办法照常支付律师费，钱德鲁对此深知杜明，但他依旧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为底层辩护的义举中。

片中有一段话特别令人动容，他说：“一个人是否值得尊重不在他有多少才能，取决于他用才能去做什么。当正义为你们这样的人伸张，我晚上才能安稳睡去，这就是我收到的费用。”

将百姓福祉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除了有崇高的品德，另一个支撑钱德鲁这么做的原因，还来源于他对法治的信念。

靠着这样的信念，钱德鲁曾在6年时间内，帮底层打过96000起官司，做出的历史性成就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个坚定他信念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一开始提到的比姆·安贝德卡尔。片名除了歌颂司法界前辈，还有致敬。所谓“杰伊比姆”，其实翻译过来即为“万岁比姆”，象征的是钱德鲁对前辈倡导的法治理念的传承。

要帮助底层百姓对抗官官相护的上流社会，难度不小。钱德鲁的无私奉献固然动人，但底层维护尊严的模样同样令人动容。

这份尊严要求他们以一个“人”的姿态活着，而不受任何利益蛊惑。担心职位和公权面子的人，和一个真正寻求体面的人是两个物种。前者大概永远无法理解，一个自尊受到践踏的人是不能、也不会被轻易收买这件事。

如果说贫穷是先天决定的，那穷人到底该不该有自尊，决定权从来不来自外界，而来自穷人自身。当要求独立平等的观念萌芽，当团结对抗顶层的压迫势在必行，穷人展现的磅礴力量，是任何暴力机关都无法阻挡的惊涛海浪。

观赏影片途中，总是不自觉联想起另一部维权电影《辩护人》，里面有一句台词至今看来仍旧振聋发聩。扮演民权律师的宋康昊在片中慷慨陈词道：“大韩民国主权属于国民，所有权力皆由国民产生，国家即国民。”

环顾全球提倡民主法治的国家，他们的宪法中无一不强调“权力取之于民用于民”，然而这套看似通行的准则，在现实面前似乎总是难以达成共识。

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纵然如钱德鲁这样一心为百姓申冤的大善人，也难改伊拉鲁人及更多低种姓阶层百姓继续被公权力鱼肉的现状。

《杰伊·比姆》的出现，至多算是一次勇气和道义层面的批判，但之于时下的印度，要从根本上改善当地的人权和司法公正，扭转封建观念似乎依旧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撰文 | Zed

策划 | 轻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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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politics-and-nation/marxism-helped-me-understand-ambedkar-better-justice-retd-k-chandru-real-life-hero-of-jai-bhim/articleshow/87600520.cms?from=mdr

翻译水平有限，如有错误，欢迎指出。

有律师原型钱德鲁出现的照片为文章本身有的照片，其它照片为译者添加的电影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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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安贝德卡尔（Ambedkar）”：法官（已退休）K·钱德鲁（Chandru），《杰伊·比姆》里的英雄的真实生活

沙尔米·哈里克里希南（Charmy Harikrishnan）

（译注：安贝德卡尔，印度宪法之父，现代印度佛教复兴倡导人，1956年发表“佛陀或马克思”的论文。）

提要

法官（已退休）K·钱德鲁当时是一名律师，他为拉贾坎努（Rajakannu）的案件进行了辩护，拉贾坎努死于警方的拘押中。在这部电影中，苏里亚（Suriya）扮演律师钱德鲁，曼尼坎丹（Manikandan）扮演拉贾坎努，利约莫·何塞（Lijomol Jose）是拉贾坎努为正义而战的妻子（电影里的森格尼，现实生活中帕瓦西）。

“曾有一段时间，有人建议修改宪法，规定人身保护令的权力甚至可以由地方法院来行使，以便节省投入的时间和费用。”（图中为法官钱德鲁）

由TJ Gnanavel导演的泰米尔语电影《杰伊·比姆》在当下已经风靡一时了，这部影片改编自1993年泰米尔德邦一个著名的人身保护案。法官（已退休）K·钱德鲁当时是一名律师，他为拉贾坎努的案件进行了辩护，拉贾坎努死于警方的拘押中。在这部电影中，苏里亚扮演律师钱德鲁，曼尼坎丹扮演拉贾坎努，利约莫·何塞是拉贾坎努为正义而战的妻子（电影里的森格尼，现实生活中帕瓦西）。这是一部充满马克思主义主题和安贝德卡尔主旨的电影。法官（已退休）K·钱德鲁在接受沙尔米·哈里克里希南的电子邮件采访时谈到了了种姓、政治和法律话题。以下是节选：

Q：这部电影为什么要取名为《杰伊·比姆》？是因为边缘化群体正在通过宪法来赢得自己的权利吗？有人想知道，为什么一部充斥着马克思主义主题的电影会援引安贝德卡尔的标语来作为它的片名。

A：《杰伊·比姆》不是一个标语，而是受压迫者的战争呼喊。我认为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盗用了安贝德卡尔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旗帜和一些披着红披肩领导抗议的领袖的形象在一个平静状态下是一个很正常的场景。但在这部电影中，依鲁拉斯人，一个部落团体，正在把自己组织成一个协会，在游行中诉说自己的要求。电影的要旨在两个场景里表露了出来。第一次是在判决宣布后，律师告诉森格尼，这次胜利不仅仅是告慰她丈夫的死亡，还应该给所有这类伤害画上句号。第二次是在森格尼在法院文件上按上拇指印时，在影片的终点，她女儿舒服地坐在律师家里，开始读报纸。主旨是部落的读写能力是解决他们被排斥问题的最终答案。虽然我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有政治政治联系，但我也开始与安贝德卡尔运动合作，与安备德卡尔运动的合作发生在我脱离马克思主义政党后。

Q:你在1993-1994年为拉贾坎努和帕瓦蒂的案子辩护。当时，你已经被印共（马）开除五年了。所以，该怎么解释在电影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主题——列宁雕像、马克思半身像呢？

墙上的马克思像和桌上的列宁像

A：直至今天，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不需要一个党派标签。虽然你可能是在一个党管理的组织里成长的，之后他们不要你了，但你不能停止自己的思考。与停止思考的情况相反，在那些日子里我所相信的一切都会继续帮助我的行动和思考。因此，电影里出现列宁、马克思或者其他领导人的照片，这并不与我今天正在做的事情相抵触。

1993年，当我为拉贾坎努被谋杀的案件辩护时，我并不身处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五年多之前我就被驱逐了。在办案时，我与他们没有任何直接接触。实际上，我偶然碰到了帕瓦蒂（Parvathi），我前往内韦利（Neyveli）去找一些老师谈话，当我走下讲台时，我看到了她，她是跟着一些青年志愿者来到这里的。我告诉她到我在金奈（Chennai）的办公室来谈论这个案件。在提交人身保护令后，几起案件发生了，我没有得到任何组织的任何帮助。案件结束时，法院下令支付5000卢比（尽管我拒绝接受任何金额）。我把这笔钱寄给了民主妇女协会（AIDWA）的领导人麦西利·西瓦拉曼（Mythili Sivaraman），告诉她说这可能可以帮助她们为其他妇女斗争的事业。即使这件事之后，我也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何承认。在我被驱逐后，我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保持着一个为人权事业奋斗的独立个人的身份。还有一些政党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我拒绝了这些邀请。

然而，即使在我被提升为高等法院法官时，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依然贴在我身上。一些委员会成员告诉我们的首席大法官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的名字应该被排除在外。但首席大法官AP·沙阿（Shah）抗住了他们的反对，并告诉他们说，我和政党之间的联系已经是近20年前的事情了。我在青年时代为党服务了20多年，因此没人可以阻止别人把我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仍然为拥有这个标签感到骄傲。

Q：EMS向法官克里希纳·艾耶（Krishna Iyer）建议让你提交撤销驱逐的上诉——而你拒绝了这样做，这是真的吗？

A：我在1968年加入了印共（马），并开始与他们的学术联谊会和工会合作。1970年于迪卢瓦南塔普兰举行的印度学生联盟（SFI）成立大会中，我是其中的代表。我升为邦级领导人之一，领导了许多学生运动。我还与工会运动合作，甚至因为违反禁令在一次会议上对工人讲话而入狱两周。我被驱逐是因为我谴责JR·贾亚沃丁（Jayawardene）和拉吉夫·甘地之间的印度-斯里兰卡协议以及随后派遣印度维和部队（IPKF）执行该协议的行动。党对此有与我不同的观点。在我被驱逐后，克里希纳·艾耶与EMS·南布迪利帕德（Namboodiripad）一起乘飞机时，艾耶提到了这个话题，并说失去一名优秀的干部对党来说是一个损失。据了解，他告诉艾耶法官说，我可以向管理委员会提出上诉。无论如何，在那次旅行后，克里希纳·艾耶给我打电话说：“同志，我们还不够红。我们将开一个粉红色的派对。”那是克里希纳·艾耶含蓄的幽默。

Q：你写了一本名叫《我对安贝德卡尔之光的看法》。你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安贝德卡尔主义者？或者两者兼是？

A：不管你给我贴上什么标签，我肯定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作为一名律师，你可能只为你遇到的案件辩护。无论你在争论什么，判决不是属于你的事。但如果你是一名法官，你必须撰写一份判决书，你可能会受到你对问题的哲学理解、你在运动中的经历以及你自己的法律知识的指导。《我对安贝德卡尔之光的看法》是我对种姓和宗教的看法汇编。在序言中，我写道，B·R·安贝德卡尔博士的著作和演讲丰富了我对种姓这一棘手问题的理解。在裁决那些案件时，我广泛引用了安贝德卡尔的著作，没有这些著作，我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有正确理解。我还可以补充说，左翼运动未能科学地解决种姓问题，尽管现在有人尝试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印共（马）也有一个全印度论坛来探讨这个问题。选择其中之一不是一个选择。（原文为Choosing one or the other is not a choice）我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安贝德卡尔。

Q：在这部电影中，人们的种姓地位被大书特书——但对你自己的背景，这部电影讲得很少。你能向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A：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在四灵性晋阶（varnasrama）安排中，我不属于贱民阶层（avarnas）而是属于savarnas（排得上种姓的人）。（译注：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为savarnas，而贱民阶层则为avarnas）即使在广泛的分类中，我也可能是最后一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归到首陀罗的种姓都是一个性质的。一些人批评这个电影，因为电影主角中的律师是一个无部落者，并称这是倒退。如果你如实地看一看英国司法到印度实行后的情况，你就会发现法院界是由上层种姓主导的，直到现在，你才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社团更多地参与到法律职业的情况。在种姓制度中，每个种姓都面临着歧视。在顶端的种姓可能没有这种问题。但是，一旦一个种姓发现比自己更低级的种姓，他们就会去歧视那些比他们的种姓更低的人。

安贝卡尔德有一句著名的话：“学习、教育和鼓动”，这是为这个被预定种姓的人和默尔瓦西人而写的口号。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个结构的改变，而这需要在不同领域采取行动。

Q：有很多针对这部电影对暴力的刻画的批评。但当我们看到泰米尔纳德邦关于拉贾坎努的判决时，这份判决里有帕瓦蒂关于她和她丈夫所遭受的酷刑的陈述，看起来，现实比电影艺术所呈现的更加触目惊心。

A：电影呈现的镜头经过精心制作和整合，并且要采取适当的处理，因为它要通过审核。但在现实生活中，情况更加糟糕并且难以用言语来描述。作为法官，我处理过有一些案件，这些案件中警察对普通民众的酷刑比电影呈现的更加残酷。

Q：你援引了著名的拉詹案来盘问人身保护令案中的证人。但即使在今天，人身保护令案也没有得到紧急审理。

A：人身保护令是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特权令状管辖权的一个重要组成组分，数千人通过该令得到解脱。尽管在AK·戈帕兰（Gopalan）案（1950）中，法院对宪法所载的基本权利作了狭隘的解释，但之后，该条款成为了对付无辜拘禁的有力武器。克里希纳·艾耶法官在其著名的判决（苏尼尔·巴特拉II）中扩大了人身保护令的范围，甚至将人身保护令提供给那些可以投诉当局虐待和酷刑的囚犯。但也有人试图通过有意无意的限制来削弱这一规定。典型的例子就是查谟和克什米尔（J&K）的囚犯/嫌犯，他们的案件从未得到审理，有些案件由于高级司法机关的漠不关心而徒劳一场。

曾有一段时间，有人建议修改宪法，规定人身保护令的权力甚至可以由地方法院来行使，以便节省投入的时间和费用。

Q：你怎么看待《非法活动预防法》（UAPA）和煽动叛乱法的严刑峻法的广泛使用？

A：印度刑法典（IPC）第124A条规定煽动叛乱为犯罪，这与民主是对立的。它被嵌入刑法系统是为了保护殖民政府，并被自由地用来对付我们为自由而战的战士。有人曾想，在国家独立后这条法条会被废除。就连司法机构也对该条款做出了错误解释。议会应该废除该条款，而不是留下这个条款使得法院管辖范围变得游移不定。

在尝试了《防范恐怖及分裂活动的法案》（TADA）和《预防恐怖主义法》（POTA）赋予警方权力的效果，并在公众压力下废除了这两项法令后，当时由国会领导的政府秘密提出了《非法活动预防法》修正案，目前印度人民党（BJP）政府正在随意地使用《非法活动预防法》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活动家。人民可能会觉得警觉的司法机构可以遏制专横。但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被指控的比马·克雷根（Bhima Koregaon）仍在监狱中苦苦挣扎，法院没有给予任何救济。在这个过程中，在部落中工作过的斯坦·斯瓦米（Stan Swamy）神父也被处死。

Q：今天的印度需要建立怎么样的司法制度？

A：1969年，当作为喀拉拉邦首席部长的EMS·纳布迪里帕德说司法机构不能凌驾于国家经济利益之上，他因蔑视法庭而被喀拉拉邦高等法院起诉并受到惩罚。令人惊讶的是，最高法院认可了这个判决。相似的事情还有，如果有人说“尽心尽力的司法机构”，这个话会被视为一个肮胀的话语。我们需要的是忠于宪法精神和法治精神的审判员。这也许是唯一一个司法机构自行任命的国家。任命的官方制度已经行不通了，并且在很多方面与宪法指明的东西相违背。它需要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