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如果下一刻就去死
如果下一刻就去死,你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
影片里这个桀骜不驯的少年拿枪指着父亲的旧友,一个房地产商人,咆哮着问他,我现在就要打死你,你还要钱有什么用?
这是影片中最紧张的一刻。起初,我觉得很过瘾:像这样圆滑世故的不良奸商在如今世上何其之多,难道他们不应该像影片中的这个人一样,被人用枪指着脑袋来一番震耳发聩的质问吗?但是,紧接着,枪响了,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本能地希望影片中的年轻人放下手枪,同时,那中枪的人在苦苦哀嚎,他说他想看看自己的儿子。刚刚他还在央求这年轻人一定要帮他把这套房子卖出去,否则他就要破产,一转眼,他就被迫面对这个总是被人遗忘的问题:现在就让你去死,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你还要钱做什么用?
最后,陷入疯狂的年轻人没有理会这哀求,乱枪将他打死。
对于这陷入疯狂中的年轻人而言,这子弹何尝不也是射向自己?从影片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满嘴脏话、桀骜不驯又工于心计的年轻人,他跟自己的团伙干着骗人骗色的勾当,其情形颇像一群青年哲学家,他们看似一群不良少年,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规则和操守,对成人世界里的游戏规则了然于胸,乃至于把一些成年人也玩得团团转。他们看起来什么都不相信,他们拒绝亲情、爱情这些软性的东西,对于女孩(人),可以乱交却不可以亲嘴,据说是不吉利,我猜是因为这亲昵行为对人的感情具有软化作用,所以他们拒绝。
然则,这年轻人,他自己做的这些又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嘴里念念不忘的那几句话来自父亲的教诲。不难看出,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父亲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哪怕看起来他们已经没有父子之情了。他做的一切,无非是要得到父亲的关注和承认。
这个父亲是个文艺青年吧,诗人吧,或者,就是步入中年的导演杨德昌本人吧。他出现的时候,屋里的音箱里响着音乐,是肖邦,音乐的优雅与安静一如他安详的表情一样。任儿子嘴里怎样的奚落,他都保持着平静。他曾经被一个叫安琪拉的香港女人骗了财,还骗了感情,后来他自己就变成了骗子。他还教给儿子那几句被封为座右铭的口头禅: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麽。他们就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所以,只要你用很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他想要什么就对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失败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宁愿自己是上当被别人骗……”
带着这样的座右铭,父亲成了一个骗子,重新做起了富豪。东窗事发后,他却把烂摊子扔给家人,害得儿子差一点被逼债的人作人质绑架。
在外避债的父亲忽然跟他联系,叫他来居所。父亲说没事,只是想看看儿子而已。这句话被老到的儿子狠狠地奚落。他不知道,父亲已经决定走了。简单地讲,他准备下一刻就去死。他只是想临终前看看自己的儿子。儿子不理解,他要用父亲教给他的方式来报复。
当儿子带着讨债的人再来找父亲的时候,看到的是父亲和自己爱人的尸体——那爱人自然不是儿子的母亲。
父亲也许是想告诉儿子:如果下一刻就去死,那么他想做的就是看看自己的儿子,然后是生是死都要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仅此而已。
这算是一个好父亲吗?如果问这年轻人,下一刻就去死,你想要的是什么,我想答案应该是父亲的爱。但是父亲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这不是一个好父亲,他太自私了。
如果这个父亲真的就是中年的杨德昌呢?说句实话,我并不相信杨德昌本人就想清楚了这个问题,毋宁说,他只是希望自己如此吧。
也许,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问大家,同时也问自己:
如果下一刻就去死,你想做的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能够骗你,因为你已经不需要有人骗了。
2 ) 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一)
麻将者,国粹也。先人们“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谈笑间,灰飞烟灭;活在当下者,“想摸个一筒,就是个一筒”,将绿色与人文进行到底;后继者,从小就在麻将桌下,鼻涕与眼泪起飞,耳濡目染,无师自通。它成长在民间,游弋在历史的罅隙,闪烁于艺术创作之中,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与生与死、火与冰、血与泪、犁与剑一样并行不悖的是,每一桌麻将的如火如荼,每一桌人的呕心沥血。翻开历史长卷,自诩为“赌神”的李清照,逃亡途中,不忘带上赌具,在“易安麻将第一期培训班”的讲话中,无不痛心疾首地讲到,你们赌博为啥就不能像我一样精通呢?这是为什么呢?难怪《打马图序》会成为当年畅销书榜首。怎一个豪迈了得,梦回宋朝啊。
梁实秋在《麻将》中写到,“徐志摩就是一把好手,牌去如飞,不加思索。”可以想象,其在麻将桌上,轻轻地我“自摸”了,正如我轻轻地“放炮”了,在“杠后花”后,环顾四周,睥睨天下,大喝一声,“沙扬娜拉”。而胡适在其日记中接连三天只有孤零零地两个字“打牌”,直到第四日,幡然悔悟,“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俨然要三省吾身,可后面两天一如既往地打下去,或许只能用梁启超的“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聊以自慰了。怎一个可爱了得,梦回民国啊。
京城达人老六在《闪开,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中,有篇《关于麻将的记忆碎片》,用“行无忌、少年游、永遇乐、恨无常、迷离劫、踏莎行、煞风景、魂不归、常别离、有所思、大风歌、离魂月、贺新郎”将麻将场上的生态画像刻画得酣畅淋漓,那是一个还没被选秀和炒作占据人们视野的时代下的“这是他们的权利”的选择,在娱乐手段和物质资源相对贫瘠的情况下,在打拼梦想和挥洒激情之后的片刻放松,那也是一个堆砌和叩击理想的年代。怎一个迷人了得,梦回八十年代啊。
现如今,歌舞升平,繁荣娼盛,打打杀杀已经过时,那索性就在麻将桌上你来我往,持久战与运动战相结合,贯彻“更快、更高、更强”的理念,也算是对全民体育的另一种的遥相呼应。全民麻将,川渝人民尤甚。这里的国粹之盛行,三步一茶楼,五步一茶馆,父子兵,齐上阵,老婆女儿助威团,经常是打得那昏天暗地,日月无光,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眼看他放炮了,眼看他自摸了,眼看他回家要跪搓板了。在重庆,以“学习”、“谈心”、“交流人生”、“构建和谐社会座谈会”为由,我终究被拉上贼船,成为“主修川麻,辅修重麻”的叱咤麻坛的常青树和圣斗士。
这终究是一个“零和博弈”的游戏,并没有赢家和输家,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赢家的话,那就是收取“交易费用”的茶楼老板了。当时的我,年少气盛,本着魔挡杀魔佛挡杀佛的精神,凡是接到牌局邀请,一概狂奔而去,慷慨赴局,无奈“技战术”稍逊一筹,总是大败而归,然后总结经验,只争朝夕,奋发图强。只到有一天,看到川姑娘桑格格在《小时候》赫然写道:他们也不是经常扰民,有时候他们会收集全班同学的橡皮擦,然后切成一副麻将,四个在后面聚精会神的搓橡皮麻将,整个教室就说不出的安静和祥和。
我不得不仰天长啸,我勒个擦,人家都是可从娃娃抓起啊,他们天生就是为打麻将而生的。然后只有黯然唏嘘:噫吁戏,少不入川,少不入川!
(二)
游戏也有厌倦的时候,不自觉间,伤痕累累的我已经在麻坛销声匿迹。它就像重庆的夜雨一样,不露痕迹,悄然无声,翌日的清新空气和被冲洗过的马路才见证了这一切,见证了那段疯狂的岁月。回头看,除了没心没肺,还有就是低落消极的情绪,迷茫纠结的状态,初涉社会的微小亢奋在麻将桌上被更大的虚无和荒诞所瓦解。
麻将是那么深入人心,在川渝,它似乎已经内化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对于麻将,无论是参与者,还是笑而围观者,都以自己的视野和视角在观察这被人类发明却反过来奴役人类的游戏工具。时评家熊培云从家乡人民打麻将中,看到了民主宪政的群众基础和曼妙风姿;小说家阿乙在《意外杀人事件》中自传性地写道,小小科员艾国柱在和副主任、主任、调研员鏖战一夜后,在换位子,掷骰子时看到了“极度无聊的永生”,决意出走;历史学家们挖掘出在军阀混战时,而军阀们的老婆们却在麻将桌上不见硝烟地厮杀,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圣诞节,英德两国士兵走出战壕,互换礼物,甚至兴趣盎然地踢起足球。
(三)
“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作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麻将是四个人的游戏,往往会因为一个莫名的由头,闻风而动,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这也间接证明了只要给予和释放充足的空间和时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便会蓬勃爆发。
在1996年,杨德昌导演就组织了这样一场麻将,他就像机麻正中央横躺着的两颗冰冷的骰子,转动,静止,窥视,无规则的转动透视着生命的无常和未来的无知,安详的静止和窥视去目睹生命个体的喧闹、挣扎和生存迷茫,以及城市和西方文明对人们生存空间的挤压,丧失道德,疯狂逐利,自我迷失。在这场麻将的盛宴中,有红鱼,有纶纶,有牙膏,有香港,他们在鲜艳嘈杂的台北上空,支起一桌麻将,坐守东南西北,乐此不疲地玩着游戏。
游戏规则的限制,这是一个四人的团体游戏。而个性鲜明的四个人,又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和不确定性。
红鱼,有自己成熟的战略理念和战术体系:(1)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骗子,一种傻子。(2)这年头要出人头地,要动的是脑筋不是感情,要想害别人,就害他动感情。(3)现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只要你去告诉人们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一定会相信你,这样我们不就发了!这种战术体系全面、完善,进攻性十足,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尤其是对于个体观念淡薄的中国人来说,极具蛊惑力,撕去厚黑学的恶面,敷上成功学的温情面纱,贩卖丧失独立思考后的盲目顺从和引导,犹如真诚地去骗人的唐骏,犹如虔诚去骗人的李一。当然,好的战术需要坚强的执行力,这种战术的致命弱点就是贯彻和执行得不彻底。红鱼就是显然犯了这一错误,他张牙舞爪地质问着,“操你妈逼,这个时代,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与其说是他在质问旁观者,质问周遭,质问时代,倒不如说他在捶胸自问。他只是一个沉浸于自己设计的游戏中的孩子,父亲的死,让走火入魔的他有所清醒和动摇,而当这套战术体系的打击对象造成的技术性错误呈现在他面前时,他像个被自己操纵过的人一样,看到了傻,看到了感情,看到了自己的迷茫和困惑。于是,他毁灭了自己,在这个盛大的游戏还没结束时,他已经倒在麻将桌上酣然大睡。
香港,是认同红鱼这套价值理念的,也是坚定的不折不扣执行者,但是他没有红鱼理解得更加透彻和深远。他是“身体”力行,他在透支身体,他把自己塞进欲望的绞肉机里,让兄弟们茹毛饮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也是简单的,团体主义的归属感让他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里感动不在孤独,团体所移植的畸形的价值观被掩盖在兄弟义气和青春的不羁与放荡中,如果说红鱼还残存的善的信念是亲情的话,那么香港就完全沦为一个所谓的友情原教旨主义者。当他遇到一个犹如《出埃及记》中的超级邪恶的另外一个和他们理念和宗旨雷同的山寨般的“共产主义”非正式组织时,不知道是他惊诧得嚎啕痛哭,还是崩溃得涕泗滂沱。是的,我们一直在吞噬欲望,早上醒来,发现我们自己变成了一个欲望。在这场饕餮的游戏中,香港借故去上了个厕所,他再也没有回来。
牙膏,小活佛,如果说红鱼是这套理论的构建者,香港是一个积极的响应者,那么小活佛必将是发扬光大者,他会为了这套理论改造和武装自己,他坚信不疑,哪怕是这个理念在执行中的不顺利甚至要导致组织的破产,他也要力挽狂澜。他可以像日本的左翼共产党一样,与时俱进地微调和修改党纲,进行部分的去意识化,修改理念去迎合现实,他也可以像我天朝一样,将“初级阶段”、“特色”、“国情”悬挂于口,偷偷地改造自我去迎合世界潮流和普世价值,只不过令人失望的是隆胸失败了就不敢在做变性手术了。小活佛是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也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和他比,李一算什么,李一还有对我上山求道的无知女校友下毒手,小活佛都不和女人亲嘴的。当红鱼酣然大睡,香港嚎啕大哭,小活佛对影成三人,他攥紧了一张麻将,他是否能预测到下一张麻将?或许,他将马不停蹄地去奔赴另一个牌局。
纶纶,是被强行拉进这个牌局,正如梁实秋所说,“在三缺一的情形下,第四者若是坚不下场,大家都认为是伤天害理的事。”他对红鱼的这套理念并不狂热但也没有否认,但是其清澈的眼神是导演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希望,这也就注定其将背叛和远离这个群体和那套自以为是的价值认同。而要想让这个游戏更加有声有色,那么必然就少不了马特拉这样的“场外买马者”,让我们略感欣慰和温情的是,马特拉买到了纶纶。
(四)
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残酷青春,导演要表达和言说的东西,正如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和选择那样繁多和复杂。它就像个牌局,每一次随机的排列组合,和人为因素的见招拆招,使结果和未来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导演就像个程序化运转的麻将机,冷静地按部就班地运转。但是,导演的隐隐的愤怒青年和话痨的特征,在红鱼的运用自如的流利的国骂中显露无遗,他用的是动词“操”,更激烈,也更现代化,这或许也是和侯孝贤的区别,侯氏电影中更倾向于用“干”,更怀旧,更温情。
当红鱼的劈头盖脸的叩问“操你妈逼,你到底需要什么”时,我承认,给我带来的是似受虐狂般的快感,我希望他给我们指明方向和答案,但是答案却在风中飘。影片带给我们的最大意义直至内心,让你在犬儒主义的泥沼中停止深陷,让你在世俗的物质利益的追逐中放慢脚步,让你在无休止的考试和冗长的会议中顿生片刻思考和觉悟,让你在无关痛痒的纠结与焦虑中少点内耗和沉溺,让你更多地听从内心的召唤,该撞墙就撞墙,该跳河就跳河。
我知道,你们也是这样,80后的你们。当困惑和踟躇不前时,就对自己说一声,“操你妈逼,你到底需要什么”。一如一年前,那个通宵之夜的奋战,夜雨,鸡鸣,拂晓,那把牌进行到三分之二,我一手好牌,张张惊艳,却忽然悲剧地发现少了张牌,蛋疼,手抖,面部微微抽搐,我喝口浓茶,点燃只烟,假装镇定,膀胱依旧鼓胀,幻想山崩地裂,期冀时光倒流,那一刻,我神游太虚,“操你妈逼,你到底需要什么?”魔幻般地在我眼前的一排麻将上滚动,像打在电子屏幕上一样。那把牌最后被我通过有效的技战术规避风险了,但我以后也基本上淡出麻坛了。
伍迪.艾伦的哲学之形成肇始如下:我妻子请我品尝她首次所做的蛋奶酥时,不小心把一勺掉到我脚上,砸断了几根小骨头。而我的哲学也肇事于那天晚上。我也开始学会拒绝,学会自我审视,自我觉悟,自我约束,去做一个社会主义四有青年。多少次再从菜市场的机麻旁走过,重庆老头老太的松软的瘦骨嶙峋的手,在那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的骰子的舞动中颤抖,我都会心中暗暗对自己说,操你妈逼的,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哪怕是假装的。
3 ) what do u want
本预备好看一个闷片,结果完全不像期待。既没有长镜头,也没有长时间的沉默,节奏流畅,愿意的话甚至可以当喜剧片看。总之大赞~
关于骗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过一段,大概意思是说,由于人的劣根性,他们更容易被大骗术所骗,而不是小伎俩。也就是说你撒一个冠冕堂皇的大谎,比撒小谎,难以识破得多。站在某种高度利用某种诡辩的逻辑讲一套一套的道理最容易蛊惑人心。而撒了那么大谎,骗了那么多人,最后又得到了什么呢?
“现在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要什么,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办。你教他怎么做,你这是在帮他”你以为你在教别人怎么办,其实最后自己也不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你以为你在阴别人,其实被玩的那个恰好是你自己。于是崩溃,歇斯底里,愤怒的开枪或悲切的哭泣。
杨德昌何其可怕,把这些真实剖开了给我们看,最后竟然还给个若有若无的希望。我怕信得太多害了自己,又怕信得太少丢了自己。
直到字幕放完我还坐在桌前久久未能回过神。这片子里发人生省的地方太多了,光看一遍是不够的。
4 ) 杨德昌的暴力与鲜血
当提到台湾电影,杨德昌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在理性思考这一点上,没有哪一个导演比杨德昌发挥得更极致。
《麻将》里红鱼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跟着怎么做,你只要很有信心地告诉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会感激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怕自己做错事情怪自己,他们宁愿到时候骂别人骗了他们,也不愿意怪自己。”《独立时代》里每个人都在表达观点,“中国人最讲一个情字,钱是投资,情也是投资,友谊就是长期投资,亲情就是族产,爱情,就是高风险、高效率的投资。”甚至在《一一》里,年仅8岁的洋洋,最后也说出一大段老成得与年龄不符的话:“我也老了”。
古希腊人写信常用一种隐形墨水,不在信上撒些碳粉,就看不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信息。看杨德昌的电影同样如此,如果你找到了“碳粉”,撒在他的电影里,你会发现,无论是《海滩的一天》里遭丈夫背叛的中年妇女,还是《独立时代》里出版失败的落魄作家,还是《一一》里每日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的中年男人,他们身份各不相同,然而他们背后,有着被隐藏起来的一个人——杨德昌。他们的困惑,就是杨德昌的困惑;他们的哲思,就是杨德昌的哲思。杨德昌,几乎借了他镜头下所有人之口,表达观点,批判社会。
借人物之口,对于杨德昌来说,远远不够,他还用过场字幕,《独立时代》开宗明义:“台北用短短二十年时间,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都市。” 生怕观众不明白他要开始解剖台北社会。在杨德昌的电影里,“导演”也成为了一个角色,导演本人也参与了剧情,足见杨德昌有多么焦虑与激愤。
愤慨,焦虑,锋利,杨德昌因此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刀,注定要见血的。激愤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口。杨德昌多次在电影的最后来一场流血事件,不躲躲闪闪的,不知识分子的,真正动刀动枪硬碰硬的。杨德昌是儒者,是知识分子,他能说,甚至有些唠叨。但是,他也有足够的情绪与气概,表现鲜血横流的暴力。
一 少年血
“我知道少年血是粘稠而富有文学意味的,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轨迹。”——苏童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在一个叫眷村的地方,栖居着来自四方的带着不同乡音的“外省人”。因为无根,加上热血方刚、暴烈乖戾,眷村的少年们是危险的代名词。在这片土地上,少年血是廉价的,在市井街头肆意流淌。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发生在眷村的土地上。单看片名,很难猜出这是关于一个乖巧少年杀死自己心爱女孩的故事。影片长达4小时,不止一次面对鲜血,比如两个帮派在夜色中的斗殴,比如哈尼的死,比如台南帮的报仇之夜。最沉重的,最浓墨重彩的,还是要数影片最后的少女之死。
影片的最后,在灯暖如橘的街头,少年等着心爱的少女。少女很快发现了他手中的短刀,少女从斥责到转身要走,少年从挽留到失去理智,这些都被安排在一个长镜头里。而这个精巧的长镜头,结束在少年一刀又一刀捅进少女身体上。之后便是一个静止的全景镜头,少年的白衣上,染上了刺目的红,那是少女的血。他看着倒地的少女,似乎有点难以置信,一句一句地喊她“站起来啊”,街上有行人向他们投去诧异的目光。镜头久久不动,杨德昌让观众,也成为了街头行人,远远地目睹了这一幕,血淋淋的一次杀人事件。
杨德昌以将近4个小时的铺垫,让最乖的少年最后挥出最决绝的刀,让最不可能变坏的少年最后走上最无可挽回的路。“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你以为你是谁?”少女死前的一番话,直接为这次杀人事件作了注脚。与牯岭街其他不良少年不同的是,小四不仅不愿自甘堕落,他还想“改变”其他人,尤其是心爱的小明。小四用短刀对准的,正是眼前不可改变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捅进少女身体里的刀,曾经是一个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杨德昌在片中镶入了这则题外故事,使之成为一个谶语,化作影片的深沉底色。日本女人之死,少女之死,使影片散发着难以言喻的凄美气息。
二 红色成人礼
《麻将》讲了四个小骗子的故事。领头的叫红鱼,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却相当老成,他的骗人理论一套一套,听得人云里雾里,一下子被他迷倒骗去。红鱼无疑是自信的,调兵遣将,八面玲珑,设下一个个骗局,把别人骗得五迷三道。在四人组里,他是中心人物,灵魂人物,像一个窥探到父母房间秘密的小孩,他早早接触并学会了成人的一招一式。
他父亲以前行骗是为了赚钱,红鱼自己呢,每日精心布下骗局,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是为了证明。证明自己长大了,证明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父亲的自杀,对于红鱼来说是致命的,他以为自己长大了,他以为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以为自己洞识别人的想法,他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这个社会,他以为的一切,被父亲的死否定了。
于是《麻将》的结尾有一场赤裸裸血淋淋的暴力戏,红鱼一枪又一枪地朝老邱开枪。老邱多么无辜,他既不是绑架过纶纶的黑帮老大,又不是曾经骗过父亲的Angela,死得太没有道理了。红鱼那一刻需要的不是一个正确的报仇对象,而是一个宣泄口,他心中信仰彻底崩溃后,急需一个宣泄口。一枪又一枪,砰,砰,砰,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更鲜血淋漓。
是的,在我看来,红鱼在杀人的时候才真正长大了。这是个红色的成人礼,他认识到自己的幼稚无知,开始接触到更庞大的未知世界。这个世界复杂危险,光怪陆离,你算计我,我欺骗你,永远都有机关算尽的Angela们,残忍凶暴的黑帮老大们,老奸巨猾的老邱们;马特拉这样纯洁的女孩少之又少,而红鱼自己居然还打算拐骗她去卖淫。
不安、羞愧、困惑、恐惧、亢奋,这些情绪向他涌来,冲击着他,他无可控制地打出一枪又一枪,发泄自我。当然,他在宣泄自我的同时毁灭自我,最悲壮莫过于此。
《麻将》发生在台北,在新世纪最有钱的都市里。杨德昌想告诉观众的是,即使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台北并不比一九六零年的眷村更文明:这个大都市里,每日都有拐骗,卖淫,斗殴,仇恨,绑架,杀人。杨德昌展示了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因此他用暴力与血,来代替秩序。
三 恐怖中年
如果说少年血是鲜红刺目的,那么人到中年,流出来的血想必是暗红的。少年人张扬冲动,鲜血也流淌得激越;中年人的血,则浓浊得化不开。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讲述了少年,《恐怖分子》则探讨了中年。少年人不必为“生活”劳神,他们只需考虑“传奇”或“故事”;中年人则相反。与少年人普遍的冲动狂热不同,中年人早已把冲动欲望压抑在心里,为生活而营营役役,成为一个被动软弱、苟且偷安的庞大群体。而那些蠢蠢欲动的,就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里谁是恐怖分子?是片头那桩悬而未决的案件的主谋,还是带着小刺刀四处捅人、打恶作剧电话作乐的少女淑安,还是不甘过平凡生活、梦想成为作家的中年女人周郁芳?或者是,因渴望升职而不惜出卖朋友、因想挽回始终不爱自己的妻子而铤而走险的中年男人李立中?
《恐怖分子》是有两个结局的,一个是李立中杀死了上司和情夫,一个是李立中孤零零地自绝于肮脏的厕所里,鲜血滴滴答答流淌。
另一种观点是,结局只有一个,所谓的第一个结局,只不过是梦。而我却更愿意相信,这是导演提供的两个版本的结局,前一个之所以处理成“梦境”,那是因为现实中不可能出现,而导演暗地里希望它发生。此片中有一个小细节,淑安和摄影师在暗房里打赌屋外是白天还是夜晚,一拉窗帘,是黄昏,二人齐声说:你输了。就像黄昏的暧昧不明一样,这一场杀人事件的对错真假也显得难分难解。
这让我想起金基德的《撒玛利亚女孩》的结尾,杀了人的父亲,将做妓女的女儿亲手掐死在怀里。然而镜头一跳,观众发现这只是一场梦,最终的画面是父亲自首,女儿踉踉跄跄地开着车跟在后面。
同样是用一场梦,将影片呈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结局。不同的是,金基德尚且提供了一个还算光明、还算有希望的尾巴,而杨德昌,无论是哪一个结局,都注定有人受到伤害。这一个复杂沉重的故事,要有鲜血作为收尾。这就是影片的“恐怖”之处——死亡成了唯一出路,流血成了必然事件。
《独立时代》的英文片名为A Confucian Confusion,即“儒者的困惑”,杨德昌本人,正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儒者。影片里的暴力流血事件,体现了儒者杨德昌逼人的血气。
正面暴力,又不止于暴力。杨德昌表现暴力,不是为了刺激或者增加可看性的,与他一贯的理性思考一样,暴力已然超越于暴力,有着导演更深层的意义。在影片中,杀人者往往都不是真正的恶人,相反,杀人者正是需要关怀的弱者,比如眷村少年小四,比如得不到父爱的红鱼,比如正值中年危机的李立中,“杀人”这一举动,是他们内心愤懑的悲情释放。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愤怒,不惜杀人?杨德昌的解释是——社会。
谈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创作时,杨德昌说:“对我来讲最有趣的反而不是茅武的生平或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我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那段时间,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在那个时候念初中,命中注定到现在就是社会中流砥柱,五十年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从被称为前传的60年代,到新台北时期,杨德昌对于现世社会,一直抱着比其他台湾导演更悲观的态度。即使经过二三十年发展,台北业已五光十色繁华热闹,而他的目光总会投向暗流涌动的那一面,他看到了社会怪诞荒唐、病入膏肓的那一面。杀人,是一种反抗的行为,是不肯同流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未必合法。在无序的社会中,或者说混乱已经代替了秩序的社会中,杨德昌选择了不合法的暴力行为,他对这个社会的愤怒与怨恨,在电影里化作了真刀实枪,一枪又一枪,对这个社会进行射杀;一刀又一刀,捅进这个社会的心脏。
现世社会如此光怪陆离,像一道难题,横亘在所有人面前。有人视而不见,有人避而不谈,更有甚者选择同流合污。“结尾处的暴力流血事件”,则是一种杨德昌式的解题方法。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看清了社会,却不肯视而不见,他选择用最决绝、最激烈的、最不知识分子的方式去敲响警钟。
5 ) 红鱼与台湾的时代映照
麻将在我看来不亚于一部现代的聊斋志异,21世纪初的台湾,新旧时代的交界点,每个人都怀揣着自己的欲望和信仰,一切沸沸扬扬间或群魔乱舞。“这个地方就像19世纪的伦敦一样是未来的中心”。台湾就像一部飞速行驶的新干线,上面的人们肉体飞快的往前冲,灵魂却被迷迷糊糊的丢在了后面。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外来的文明正在涌入,新的秩序正在建立,道德的界限逐渐模糊,而机会离每个人只有一张纸的距离。
杨德昌看到了这个声色犬马的台湾,他要拍一部电影,关乎欲望,关乎信仰,关乎年轻人。所以麻将第一场戏理所当然的安排在了一个完美符合这一切的地方:HARD ROCK酒吧。酒吧是都市欲望的宣泄点,红色的暧昧灯光下理发师一个个的把我们的主角介绍给所有人 红鱼 活佛 伦伦 香港。昏黄灯光的背景下是披头士,台湾新一代的弄潮儿们粉末登场。
他们每一个人选的都太妙了,让人感叹杨德昌真是一个犀利的社会学家。忽悠骗子大王,靠感情奴役他人的渣男,一个假风水先生,和一个刚加入小团体的年轻人。这四个人坐在一张牌桌上打着一局“麻将”。每个人落座前心里想的都是“生意”,牌局变换每个人想要“听”的那张牌也在不断变化,甚至每个人在打的也不只有一桌麻将,哗啦哗啦洗牌声贯彻整部影片。
红鱼是其中最复杂的角色,他最能代表当时的台湾人。成长于复杂的年代他不相信感情只相信生意“别动感情动脑筋”是他的致富经。父辈的坑蒙拐骗获得的成功让他坚信这就是正确的道路,时代下只有利益二字,甚至于亲生父亲也不信。在那段父子对谈中红鱼面对沉默的父亲滔滔不绝,嘴里妈的妈的女人票子,骂自己父亲是台湾最大的骗子脸上的神色无比自豪,在父亲说自己只是想儿子了就见见他时他像受惊的野兽一样跳了起来说“我还或者就已经是万幸了,你一见面就给我哈拉这种对白?”他是扭曲的,他是这个欲望时代的代言人,聪明人就是要骗傻子的钱,或者说傻子的钱就应该要给聪明人,傻子不过替他们代为保管罢了。腰间别着bb机,“现在的世界没有人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是要别人告诉你怎么做”他让女孩对四个人脱下内裤,让安琪拉被迫换房子,让杰被车撞收风水费他掌握了游戏人间的通行密码。可是这就是红鱼了吗?答案是不,这只不过是红鱼的表面,深层下红鱼是个拥有极端恋父情节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遵循父亲的教导,他在父亲面前大声喊自己已经能养活一票朋友时他只是希望父亲能肯定自己,父亲并没有给予他父爱甚至可能都没怎么陪伴过他,所以他对父亲的形象也是扭曲的。在这些年里他不断加深这个形象并深信不疑“这就是真正的父亲”。当父亲真的为了爱情或者对无辜者的自责自杀时,红鱼崩溃了,他无法接受,他信仰的底层逻辑坍塌了,父亲的死改变了他,他无法再面对自己了,所以在看到赵老板时他想起了自己印象中的父亲和彼时的自己,他并不是厌恶而是崩溃 这种观念的冲击快把他撕碎了。这就像是对台湾的高层隐喻:缺少的父爱,与躁动的热血当然还有渴望证明。红鱼的迷茫或许就是台湾的迷茫。当红鱼知道那个安琪拉最后去了美国这是另一个安琪拉,命运总是喜欢给人开玩笑,而那个站在中心的人却怎么也笑不出来最后红鱼杀了赵老板,悲恸的跪在地上哭泣。小时候他是装不懂,然而他现在真的不懂这个他自以为无比熟悉的台湾。
麻将里杨德昌是个话痨,他把所有想和观众说得都带着角色说出来了,台词透过高密度的生活已经被剥去了说教感只剩下陈述,杨德昌只想让观众看到他所看到的,冷静而客观就像一台手术一样把台湾剖开,把观众绑在对面让人直视血肉。然而最后他却让伦伦和玛特相拥在童话的结尾中,让所有人喘了一口气,他似乎又给出了这个时代的期许,他还是相信生命中那些美好真诚的东西。台湾,这片培育他的故土,杨德昌总相信即使时代的尘埃再重,那埋藏在这片厚土下的纯真花儿总会破土而出。
END
ps:一些小细节 发廊的老板 皮条客 失意的外国人
剃头的牙膏 上身布衫下身运动鞋
权利的转换 香港的信仰崩塌 性 台湾与香港和大陆
最后吼到需要 构图的工整 色光的选用
两个没文化的劫匪 最后被马特用枪指着
绿红光的交互 最后声音的设计 香港那是我的鞋 不在乎 每个人信仰的不同
6 ) 你到底想要什麽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麽。他们就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所以,只要你用很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他想要什麽就对了。知道为什麽吗?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失败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宁愿自己是上当被别人骗……”
红鱼挥舞着手臂对轮轮说。
于是,他告诉那个女孩,她要的是“香港”,她要的是爱他,所以她就应该做香港让他做的一切事情。女孩点点头,问:“真的吗?”红鱼比她更肯定的点点头。于是,女孩就义无反顾地爱上了“香港”,义无反顾地为了四个男人脱下了内裤。
于是,红鱼坚持着自己的观念“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要什麽!”他说他可以骗人,他动脑子,却绝对不投入感情,这样他就不会失败了。他去告诉别人他们到底需要什麽,并借此赚钱。他就是这样活着的,一个告诉别人他们需要什麽的人,也就是——骗子。
他以为他活得很成功,他可以赚钱养他的三个朋友和他自己,他们一伙儿。可是,最后呢?马瑟不相信他了,轮轮不相信他了,“香港”反而被安琪儿一伙儿玩弄……而他自己呢,在父亲和女教师双双自杀之后,愤怒之下枪杀了安琪儿的“情夫”。
杨德昌是一个可怕的人,下午的时候,我和一个朋友在这样说着他。他站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冷冷得看着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他把这个世界的真实一刀一刀的解剖来给我们看,让我们看亲情、友情、爱情……甚至温情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麽。在他的电影里,人们都是那样的孤立无助。于是,人们用谎言,用信誓旦旦的真诚背后那双冷酷的眼睛来拥抱别人,来孤立别人,保护自己。
可是,他还不够残酷,他最后总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真情的存在。所以,才会有《独立时代》里边最后那个邀请;才会有《一一》里边,一一给奶奶的信;才会有这部《麻将》里边,轮轮和马瑟的拥抱亲吻。看他的电影,我都会捂住胸口,被他震惊到竟然无法感觉疼痛。我只会颤嗦,只会害怕,只会被深沉的绝望拉下悬崖。可是,他最后,总会拥抱着我,把我重新放回地面,然后轻轻的抚慰着我,让我眼睛里便重新燃起希望的星光。
麻将,是中国人的游戏,是——“国粹”,还记得钱钟书《围城》的开头一幕便是麻将。中国人喜欢这个四个人玩的游戏,慢慢悠悠,在勾心斗角中消磨时间。每个人都在猜别人要的是哪张牌,都在想自己要的是哪张牌。还记得我陪外婆他们搓麻将的时候,有个老太太总爱问我:“你到底要什麽阿?”我当然不会告诉她,其实,多半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听牌。在杨德昌的电影里,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在一起搓麻将,而且不到死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听牌”的,于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麽。
“红鱼”和他的父亲一直在告诉别人他们要的是什麽,可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麽。他们忘了问自己这个问题,他们忘了自己除了钱其实还需要的东西。父亲最后用死来告诉“红鱼”,他除了钱,他还需要爱情。可是,可笑的是,这群年轻人中,没人相信爱情的存在,他们只相信和女人亲嘴了之后会“衰”!这很可怕,也很可悲。
我们到底要的是什麽?是钱?是爱情?是亲情?是友情?还是别的什麽?在杨德昌的电影里,他们最后看到了。他们要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他们要的是真情。可惜,只有轮轮是幸运的,他最后把马瑟拥在了怀中。“小活佛”对轮轮大吼大叫,轮轮看着他:“你吼我,是因为你需要我!……马瑟她也吼我,难道她也是需要我?”他转身走了出去。
在杨德昌一贯不变的镜头中,人们表现着这一切,所有的一切。他不用花哨的镜头切换,他不用高科技,他甚至从来不用近景、特写,他不推镜头,不拉镜头。但是,他却一样把人物的每个细节,整体形象让我看得一清二楚,然后把我震在当场。这个人,太可怕了!他在狠狠的嘲笑了我的自欺欺人之后,又把市井的喧闹放在字幕的时候做背景。他让“香港”的哭声越过流光跃彩的夜晚台北都市传到了轮轮、马瑟被绑架的现场;他竟然让空荡荡的房子里“红鱼”的哭声一下子在变黑了的画面中被大街上汽车里马克的笑声压倒;他竟然让“红鱼”枪杀了邱老板;他竟然让马瑟如我幻想的一样走下马克的汽车去寻找轮轮;他竟然到了最后还给了我一个童话故事,一个睡前童话!他竟然敢这样来我瑟缩在沙发中无力的绝望着,他竟然敢最后还给我一丝希望!他竟然能这样拍了一部电影,他竟然能只让麻将在电影中出现了一次却把电影叫做《麻将》!这一切像是一个笑话,而我被他嘲笑了一把!
可是,他就是做了,他就是拍了这样一部片子,一部叫做《麻将》的电影。其实,他已经很温和了,相对于他的《独立时代》他已经很温和了。他不会让我们只坐在“Friday”的酒吧里了,他会让我们站在大街上听叫卖声了,他把孤独的咖啡换成了热汤面的温热。只是,他却一遍一遍的从电影里边冒出头来指着我的心口,问我“你到底想要什麽?”仿佛突然出现的黑底白字的字幕,我张口结舌,无从回答。
连字幕都完了,电视上出现的只有vcd的牌子了,我却坐在沙发上,依旧捂着胸口,感受着恐惧对我的折磨。只能是恐惧,对未知的东西,我只能感觉到恐惧,软弱的恐惧。喝了两杯凉开水,我才惊魂未定的坐在电脑前,随手打开一张图片“世界上最恐怖的图片”,居然是一堆完整无误,热气腾腾的“shit”!
重看一遍,华丽五星!杨是讲人话的,就这一点就超过国内那些大导演,包括最近的贾樟柯。他的故事结构再精巧,也经得起你问“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电影可以被推敲到这一步,真是逼人捂胸口。与其说他透彻,不如说他诚实,抛在尘世的同时把内心保护得很好,他没有怨气,因为任何批评都是自我批评。
老杨不是闷片王。。。真的。。。十分欣赏此片,节奏相当好嘛。。。
「这年头没有人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多人每天看电视看八卦杂志看畅销书看广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想听别人告诉他怎么过日子。」混混少年,黑道社会,市井台北,“麻将”并未贯穿但杨德昌剖析的城市与时代真实、透彻且泛着颗粒。张震柯宇纶王启赞从牯岭街走向台北,不变的是“世界是不会被你改变的”。
直到红鱼失控杀死那个看似风光的中年人,他也没有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他深信着父亲教给他的道理,从未寻找过便认定想要的东西不存在,所以他没有任何机会品尝他那荒乱的青春。但是纶纶懂得,他的那个吻也懂得。
杨德昌的电影讲中国人的人性,入木三分。这部电影里杨德昌要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就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富商儿子红鱼的角色真是亮点百出精彩万分。相比之下香港(张震)只剩下帅气和身材,倒是哭得可笑。伦伦只剩最后略狗血的结局。俩外国人形象比较失败,性格太中国化
真后悔那么晚才看杨德昌。感觉侯孝贤是诗人和散文家,李安呢,是雅俗共赏的小说家,那么,杨德昌则首先是思想家,然而,他还是散文家、诗人和小说家。
Virginie Ledoyen长得有点像Natalie Portman
后半段的剪辑有点儿失控了 加上杨一贯掩饰不住的主题大表白让我有些发囧外其他都还不错 注意到了剧情上细小的漏洞和道具服装的有欠 人物里香港和红鱼都塑造得蛮精彩 尤其是两人后来的幻灭和干哭 两老外就操纵得有些生硬廖...完全汉化掉的思维有些失真....线芜杂点儿不要紧 忌讳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麽。他们就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所以,只要你用很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他想要什麽就对了。知道为什麽吗?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失败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宁愿自己是上当被别人骗而责怪别人,也不愿来骂自己……”看完胸口好闷,泪眼婆娑。
麻将一名真是绝了,尔虞我诈,精明算计,四个叛逆少年便是一桌麻将,牌局不结束,永远不会知道下一次获胜的是谁。曾经的富商也不过自杀,红鱼最后的崩溃与迷失不也是自我的毁灭?傻子和骗子,风水轮流转,终究还是动感情获得了导演的肯定。剧情残酷,结尾阳光。
除了傻子和骗子,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年轻人
你到底要什么啊 你要害谁就让他动感情 。。。红鱼的说话句句经典哇咔咔 很真实的黑色喜剧 可惜后半段急了最后还是个莫名其妙的爱情结尾 我去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就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所以,只要你用很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他想要什么就对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失败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宁愿自己是上当被别人骗
我是看杨德昌的片子,才知道宝岛人民骂人的语言跟我们差不多
麻将这样的“国粹”,在这里被赋予的意义是群体的万恶。教别人“害人就要害他动感情”、教别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什么,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告诉他,他要什么”、教别人“亲嘴不吉利”的三人,最后都崩溃了。唯有善一人笑到了最后。寒冷到骨髓。
台湾的90年代就是大陆的现在,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除了拼命地挣钱,丢掉感情。外国人在台北,这是拍的最好的。杨德昌准确地拿捏到了台湾时代的脉搏,我们没有。
杨德昌总是这么说教,偶尔很罗嗦,但是总是这么令人深省。他就是一个看透中国都市人情的大智慧者,洞彻人性,一针见血。【麻将】,好题!国人一生唯算计,费尽心思算计别人又被别人算计,哪怕到死,也不知道这辈子到底要什么。8.6
彼时的台北,跟二十年后的北京、上海,倒还真是挺像的。失落的洋人,跑到东方来混生活,这里钱好赚,人好骗,妹子好泡,而且“都说英语”。而当地的小青年,无所事事,得过且过。杨德昌的讽刺,并未过时。
谈论杨德昌的时候,好像甚少提及他作品里的cynicism。《恐怖份子》结尾处女主角的疑似孕吐和蔡琴温婉的乞求歌声都展现了他的恶毒讽刺。《麻将》则是他cynicism的集中体现。影片几乎是法斯宾德主题的台北化:经济腾飞的年代,爱情都是可以资本化的,可以被当作博弈的筹码。最终攻心计的反被整,真正的青年爱情居然获得了成功,这把狗粮大概是杨的一厢情愿。影片的戏肉都在红鱼身上,只可惜唐从圣实在太过油腔滑调,吵吵闹闹间喜剧和悲剧都泯灭了。
麻将,棋牌游戏之最,陷阱与猜忌遍地,桌上人皆算计,算计出牌算计时机算计眼神,技法厉害之人苦心设局,以不显声色之气改风换水,赚个盆满钵满;未料山不转水转,露怯之后全盘皆输,更何况摸爬滚打下自尊与骄傲的驱使,心动见身动。人生也不过麻将一桌,胡了输了推翻重来,只是从未见他哭得如此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