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

小津喜欢给剧中人起一样的名字，喜欢用同一批演员，喜欢讲述类似的故事，他不怕观众混淆，也许他的目的就是这个：希望观众把电影中不同的故事当做一家人发生的故事。千姿百态的人生说到底也是一样的，不外乎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看过几部小津电影的观众都不难总结出，小津理想的家庭组成是这样：姓平山的一户家庭，父亲一般叫周吉，长子一般叫幸一；如果有次子，一般叫昌二；如果还有三子，一般叫敬三；有女儿或者儿媳的话，总有一个叫纪子（又译节子），而且是最孝顺最乖巧的一个；如果有孙子，最好是两个，大的叫小实，小的叫小勇；每家人都有几个常来常往的朋友，这家也不例外，总有一个叫服部，总有一个叫间宫；男人们一起去一家叫若松的料理店吃东西，去一家叫露娜的酒吧喝酒。
　　
《东京物语》里就有这样一个“理想”家庭，但他却是小津电影里最哀伤、最感怀的一部（《东京暮色》是个例外，残缺家庭的雪上加霜，不具普遍意义）。甚至连画外音乐都一以贯之地沉郁、惆怅，不复小津爱用的轻快。这无疑是一部“遗言”式的电影，却拍摄于小津创作旺盛期的中段，小津的风格从这部电影开始出现转折，轻松诙谐走到哀伤的底端，又渐至释怀，奠定最后“哀而不伤”的基调。
　　
1951年的《麦秋》有一个跟《东京物语》里差不多老少三代同堂的家庭，那是小津心目中家庭态势代表完美的一极，两年后，小津用同样的家庭构造，讲述了家庭生活的另一面，那些无奈的，伤痛的，可我们不得不承受的一面。人性不总是善的，可怎样的人性，只要不是极恶，都情有可原，这就是小津对现代社会，人们在传统日渐瓦解的过程中，怎样去面对传统的解答。小津说：“我想通过父母与子女的经历，去描写传统的日本家庭是如何分崩离析的。”
　　
《东京物语》同时也是文德斯最喜欢的小津电影，1982年他在罗马一次放映会上，选择此片，作为对自己电影工作有特别影响力的作品来播放，并触发拍摄属于自己版本的“东京物语”的念头。第二年，他果真踏上去日本的旅程，拍成了著名的《寻找小津》，这部纪录片的开头和结尾不是别的，正是《东京物语》的片头片尾，文德斯就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他崇敬的前辈导演，向他喜欢的影片致敬。
　　
那么，我们也从这个开头开始讲述吧：父亲周吉和母亲要去东京看望儿女，邻居探头进来寒暄说，你们真幸运啊，儿女们都这样有出息。老两口笑着谦虚道，哪里哪里。
　　
这是一个在战争中基本得以保全的幸运家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熬过去，天伦之乐近在眼前。大儿子幸一在东京当医生，二女儿繁在东京开美容店，次子昌二虽过世八年了，二儿媳纪子仍旧独身，对他们很孝顺，除了留在家乡陪伴他们的小女儿京子外，大阪还有三子敬三。一个光明的开头，风帆扑扑作响，憧憬而略有些急切。儿女们都大了，各自成家，父母渐渐老去，趁这把老骨头还走得动，再不去东京看看，以后恐怕就没机会了。老两口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上路的。
　　
可实际情况是，还没等他们到大儿子家，孙子就因为爷爷奶奶来要腾地方，妈妈把他的书桌搬到过道去，而哭闹不止。老人大而无当、到哪儿都碍手碍脚的尴尬处境初见端倪。
　　
东京，庞杂忙乱，流水线一样的都市。快节奏的生活如街道上低头不语只顾赶路的行人，你稍一迟疑，就有可能挡了谁的路，招来不耐烦的白眼。影片中丈夫曾说，东京真大。妻子答，是啊，如失散了，可能一生不能再见。道尽老人们面对陌生环境的迷惘和无措。
　　
老人们弄不清自己置身何处，弄不清儿女家的方位，在迷宫般的城市面前弱小得象个孩童。在儿女家也好不到哪儿去：大儿子工作繁忙，没时间带他们出去玩。搬到女儿繁家，依旧每日困守二楼，有时钻到三楼小露台透透气、晒晒太阳。老两口渐渐也明白儿女们的处境，就象丈夫对老朋友感慨的：东京太大了，要出头不容易。除了二儿媳纪子请假陪他们出去游玩一天外，老人没去过东京任何地方。每个人都在各自生活的重压下疲于奔命，实在忙不过来，儿女们决定凑钱送父母去热海泡温泉。
　　
廉价旅馆里整夜的喧闹，透过薄薄的板壁阵阵鼓躁，二老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第二天，宁静的海边，夫妻俩这样一问一答：
　　
丈夫：这是年轻人来的地方啊。
妻子：是啊。
丈夫：东京游览过了，热海又到过了，回去吧。
妻子：回家吧。
　　
不想刚一回到女儿繁家，就被女儿埋怨了一通，问他们怎么不多呆两天，家里正好当天有什么讲集会，轮到她主持，人会非常多。两位老人商量着该怎么办，丈夫决定，让妻子去纪子那儿凑和一晚，自己去找老朋友，若能留宿就最好了。可时间是下午，纪子还没下班，夫妻俩只好去上野公园逛着打发时间，丈夫微笑着说：终于无家可归了。妻子无奈地笑着：是啊。
　　
别有目的地拜访朋友，是不是会格外心虚呢，老人虽神色如常，我却无端感觉他如惊弓之鸟，时刻都在察言观色，时刻都在提心吊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从故乡移居东京的老朋友们也过得不好。一家的两个儿子都战死了，剩下老俩口把家里的房子租出去勉强为生、打发残年；一家只有一个独子，又虚荣又自卑，在城市巨大阴影的挤压下，儿女恐怕剩不下多少闲心去关怀老人，安抚一颗失落的心。三位老友无处可去，只好泡在小酒馆里打发时间，寻个暂时的“安身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各自的压抑、烦恼。其中一位总结说：“没有孩子会寂寞，有了孩子又会嫌弃你，两样都不好。”这一段最让人揪心！
　　
佐藤忠男曾指出，小津有一种道德观：“不向允许自己撒娇的人过分撒娇”。这话听上去有点“绕”，其实就是说要克制，要忍耐，按《麦秋》中哥哥的话说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让别人为难。这忍耐不是一味退让，而是包含着一颗为对方着想的心，无论何时都不放纵自己，宁可有失亲切，也不要伤了感情。这是多么东方式的处事观念，老两口就是从这个观念出发，才在自己儿女家中也处处留意，时时小心。我想起过世外公的一句话：久住令人厌，勤来亲也疏。外公生前常念叨着这句话坚决拒绝母亲要他再多住些日子的恳求，给年幼的我留下一个不懂变通的老顽固印象，如今才明白，其中蕴藏、老派的自尊、宽厚、隐忍和体谅。
　　
想在小酒馆混上一宿的“企图”失败了，戒酒多年的父亲又喝得酩酊大醉被派出所送回家，还带了个莫名其妙的朋友，女儿繁很生气，没好气地不断抱怨。另一边，妻子却得到儿媳很好的照料，逼仄的空间里老人全身放松，由衷叹道：“这一天真长啊，从热海回来，去了繁家，又出门，最后来到这里，这是我在东京最幸福的一天。”这么说着，老人百感交集地哭了。
　　
第二天，老两口便踏上了回乡之路，仿佛叨扰了很久，其实才不过十天。儿子说：你们这趟哪儿都去了；老人笑道：是啊，没有遗憾了。女儿还不忘提头天晚上的茬：父亲以后不许这么喝酒了！父亲好脾气地答：已经受到教训了。母亲仿佛预感到什么似地说：你们都忙，这趟见过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大家也不用特意回去了。
　　
一语成谶，母亲回到家乡就病危了，刚道别不久的儿女们纷纷赶回，母亲平静地离世。年轻时生活艰辛，丈夫荒唐；中年时战争离乱，丧子之痛；晚年时儿女冷淡，心情寂寞，人生的跌宕都过去了，象所有的悲苦和担忧都找到了一个稳妥的搁置处，她可以放心去了。
　　
而整个的过程中，父亲只是无意识地重复儿女们的话：是吗？她不行了？是吗？她去了？笠智众“擅长”如此喃喃自语，这一次却格外凄伤，又格外安详。人生的孤独、失意、挫折、苦难，一一承担，扛过去，就是不远处的死亡了。死亡因此并不那么悲恸，也不象想象中那般恐怖，一步步地，生命感知到它，熟悉了它的气味，并最终被它收服（或者说生命最终收服了死亡也可以），它们最终融为一体。卸下生之重负的生命轻盈地没入死之虚空，带着幸福的回忆，从此不为尘俗所碍。
　　
办完母亲的丧事，儿女们又匆匆离去，只有二儿媳纪子多留了几天。鲜明对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种关于孝与不孝的倡导和鞭挞，可小津无意于此，他只是想承认现实无常的同时体谅人生无奈；竭力保持自己世界洁净和周全的同时，也原宥他人的自顾不暇、浮躁轻慢。
　　
影片中自始至终微笑着的老两口只抱怨过这么一句，说儿女们长大了，也变了，大儿子原来很亲切呀，二女儿小时候很温柔。可话锋一转，他们和《麦秋》里的老人一样感叹道：“无论如何，我们还算是幸福的。”“没错，我们很幸福了。”
　　
更明确表达小津这种态度的，是小女儿京子在片末质疑亲族们寡情自私时，和原节子饰演的纪子有这样的对话：
　　
纪子：我像你这么大时也这样想。但是孩子长大后，总会离开父母，会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是存心不良才这样的。大家都会以自己的生活为重。
京子：可能是吧。但我不想变成那样，太冷酷了。
纪子：也许是，但每个人都会这样，慢慢就会变。
京子：你也会？
纪子：是啊，我不想变，但也会变成那样。
京子：人生真令人失望啊。
纪子：是的，不如意事太多了。
　　
从容静观，时光流逝、亲情离散、生命消陨。不抱怨，不企求，在温暖的底色中恍然一丝人生的凉意。小津电影的世界，就是这样。
　　
他从不对人性做过高地期望和要求，但也从不对人性本身的良善失去信心。《东京物语》中的二儿媳纪子，大概代表了小津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美丽、贤惠、克制、孝顺、坚强、真诚。。。她身上的闪光点如此之多，差不多要“神化”了，可小津毕竟眷恋的是人间温暖的烟火味，而不是高不可攀的天堂圣殿。影片末段，原节子在笠智众面前掩面而泣的镜头是个破解：“我不是什么好人。。。我很狡猾，我不象父母想的那样总是怀念昌二。”
　　
忍耐的崩溃恰好证明了一个人的鲜活。人是情感的动物，会动摇、会害怕、会犹疑、会失望，谁都一样。一个人生活的纪子，和寂寞相伴长达八年，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看出了二老微笑背后掩藏的失落受伤。纪子的表白使她从苍白的完美中解脱出来，回复人性矛盾的丰富，这样说来，在她众多的优点中还可以再加上两条：自省和坦率。
　　
人们总说小津一生未婚，怎么这样理解家庭生活的种种，我忽然间有些明白了，和纪子一样吧，感同身受。又或许，正因为小津能从具体生活的俗务中脱身，才不至于当局者迷；正因为他能从一个理性和感性配比恰当的交融点看世界，才旁观者清。沉浮人情世事、不述离伤的《东京物语》从这样一个小津手中诞生，也不奇怪了。
　　
影片中有两个镜头特别值得回味：一个是二老刚到东京，大儿子本来打算带他们出去游览，都整装待发了，却又临时出诊取消计划。换回家常装束的丈夫坐在窗前，看见远远地一高一矮两个身影，那是妻子领着小孙子在公路桥边玩耍。那个视角很平淡，却无端感觉气韵悠远，娓娓不绝，一股难言的孤独涌上心头，眼眶不禁一湿。
　　
另一个是在热海海边，二老作出回家的决定后，丈夫先起身，妻子紧随其后，一下没站起来，跌坐在自己脚上。丈夫问，怎么了？妻子答，不知道，也许昨晚没睡好。两个不愿给别人添麻烦而尽量忍耐着的老人形象，多么无助，多么懂事。用“懂事”这个词仿佛不很恰当，但老人颓然跌倒的那刻真就是孩童般的弱小。之后镜头拉开，一前一后两个身影，让我想到谷崎润一郎《春琴抄》中的佐助和春琴：一生挚爱春琴的佐助一生谦恭，哪怕死后终于和春琴葬在一起，他的墓也稍微靠后，象生前那个卑微的小学徒一样，永远在稍后的位置扶持着他的主人、他的爱人春琴。而这部影片中是倒过来，丈夫走在前面，妻子跟在后面。诗云：执子之手，与子携老。我想：其实不执子之手，也能一起老去呀。
　　
一样的空间，塌塌米上端坐的身影少了一个，路过窗前的邻居又过来问候：“真没想到，发生那么多事，你要多保重。”丈夫周吉微笑着回答：“是啊，一个人生活，觉得每天都特别长。”
　　
“做人，真寂寞。”——这是邻居的回答，也是老人内心的沉吟。
　　
“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外面的世界川流不息，屋内的一隅形单影只。时光在逝去，生命在更迭，回忆在永恒。滴哒滴哒的钟声越来越响，但，我们只能退进心灵的最深处，才听得见。

(旧文):
当代思想家如博得里亚、利奥塔等人提出了历史之断裂之极具后现代色彩的论说，意即随着启蒙和理性主义的幻灭以及其对主体的解构，历史不再是连续的，前因后果式的"大叙事"，而是片断的，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非纵深的叙事。后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加速了这种裂变。但也正如"历史的终结"之类的不可靠性和其与垄断资本、保守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感依然被继承着，并以其独特的视角审视当代社会之伦理和规范范式的变迁，这正构成了当代第三世界国家语境下的悖论：一方面人们试图突破原有社会的瓶颈作用，另一方面也在对在此过程中本我的迷失和他我的建构感到迷惑和失落。从这个维度来考察小津安二郎1953年的作品《东京物语》毫无疑问的是不仅具有其独特的东方审美，而且具有现代学上的普世意义。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日本很重要的一段时期：战争的阴影逐渐散去，而朝鲜战争和反共的需要使得美国转向扶持日本，而日本本身也在向真正的民主代议制转轨，逐渐成为"东亚的美国"。体制的转变在文化上则着重表现为多种伦理价值的交流与冲撞，整个社会围绕着失范与重建展开激烈的话语权的竞争，形成了潜在的文化冲突。小津通过他这部最有影响力的作品用影像将这种矛盾外化，而其批判话语也值得我们在五十年后重新进行一番思考。
                                                                              ·隐喻·
     "物语"一词在日语中有故事的含义，而在实际中它还履行了寓言的语用学概念，通过事物的类比完成叙事。在这里小津借用了东方传统政治观念中的"家国天下 "，以家庭来透视和投射社会。如果想他自己所说，他是在"描写日本的家族制度如何崩解"，那我们也可以推论说他是在描述社会制度的解体。
      这种解构实际表现为熟人社会向市民社会的剧变。在片头中老夫妇所居住的尾道，那种邻居们隔着窗户互相嘘寒问暖的亲切场面，在人流攒动的东京中以不复存在，即使亲情也代替不了社会激烈竞争给人带来的巨大压力。这更多的不是涉及到个体的道德观，而是熟人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差别：从"爱你的邻人"到"怀疑他人"，从开放的小社群生活到大都市的阶层化、公寓化生活的变化见证了以共同生活为基础，通过道德约束机制维持自身稳定的熟人社会的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西方化的建立在人性论之上的市民/宪政社会。
      西化的影响并不止体现在社会构成上，还表现为外在物质的变迁。小津描写下的东京烟囱与高楼林立，工业化可见端倪。它充斥着喧闹，而那实际上正是商业通俗文化的入侵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它表现为意义的抽离，象征着工业节奏的重复和麻木的审美状态。这个东京已不再安宁，具有东方慢节奏审美观的东京，而是异化成几乎具有相同外表和实质的国际都市，与纽约伦敦等不再有所区别，东京只不过是个地理上的辨识符号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小津后期的电影中这一类似主题是反复出现的，即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构成的问题：公共空间的丧失（楼顶上的排球比赛），机器工业对日常生活的打断（穿行市区的火车）等等，都传达了在传统失范的社会下主体性的丧失。
      可以说整个《东京物语》是个寓言性质的隐喻。它还原出具有典型东方伦理和结构的日本社会如何在后殖民/后现代语境中逐步瓦解的过程，及其在文化机制的变迁中所起的深层作用。而恪守传统伦理的小津，作为作者，不可避免的将其打上个人情感的烙印，一种面对"时代洪流"产生的悲剧感，却也是可以代表着一代民众及精英文化的失落

                                                                          ·哀叹·

     小津对社会激变时期的洞见可谓入木三分，而他的批判却是相当柔和的，体现在起影片中对戏剧矛盾的淡化处理和定景镜头以及人物相似形的图构安排上：他镜语中力图表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他理想中的体制，而他所涵盖的信息却在尽一切力量试图解构这种秩序，这正构成了他作品内部深层的张力。这必然导致悲剧，因为这对影像中构建出的却也实际存在的矛盾是无法缓解的。所以《东京物语》实际上是悲凉的。老夫妇那对孤独的背影下存在着作者的哀叹，如同一个时代的终曲一般，不得不由人惋惜。
       如果说对于文化冲突中一代人的失落而感叹的话还有着"落花无意，流水有情"的被动，而当这一代人试图重构其叙事结构与话语权的失败可能才是根源里这种文化抑郁情节之所在。在电影中，小津构筑了他的双重伦理范式：以尾道为代表的未被工业化所影响的边缘所在，以京子、纪子为代表的尊重传统价值的青年。结果呢？尾道被高速铁路所连接，"第二天就到东京了"，不正是其现代化/异化的征兆吗？而两个女性，更是要嫁人，要为生计所奔波，"总有一天会理解他们的"。这种处境可以说是身不由己的。所以小津试图用传统突围的方式实际是失败的，这只会徒增哀叹：因为他按照自身逻辑给出的答案是无解，是商业消费主义的无可阻挡。
       就社会理论而言，无论是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还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学派，都无法以一种很清晰的方式建立起后现代语境下社会主体构成，或说按照启蒙和现代化的延续的思路对当代社会断层提供重建理性的理论支持，因此小津的失败和由此而生的哀叹是必然。因此，不管他曾在自己的作品里加入多少喜剧成分，他还是悲剧的。
                                                                                                               ·迷思·
      当现实的历史被平展化，蜕变为微观社会的符号后，小津带有历史深度的批判更多得到的是尴尬的处境。而重构传统的努力的失败加剧了这种挫折感。无力的他，只好转向于一种迷思的状态。
     《东京物语》表达的是困惑，是一代人无法建立主体的疑问。在此之处，文化的分裂不可避免：许人选择的是顺应以机器工业为代表的单向度社会，而小津们选择的是传统。在现实的打压下这种传统是趋弱的。于是，迷思的状态成了最后的挽留。那对老夫妇望着车水马龙的东京，感叹到"要是走失了这辈子恐怕都见不着了"。这无疑是他们对现代文明本能的拒斥与恐惧。在这之后他们只能以自我反思的状态身和心不和的逗留在社会中，这就是迷思的本质：对外界刺激的排斥和怀旧的个体反省。
      在小津后期的作品中，他更注重于对以有题材的不断重复，包括婚恋问题等。这恰恰告诉我们他对现实世界的失望，而进行了其乌托邦式的转向，沉浸在自我思考的快乐而无暇对社会体制做出更有力的见解与批判，或是对特定历史断层的剖析。同时其大量使用的深焦镜头，似乎是有意拉大观者与作者的距离，在审美上将自己与大众割离，这都可以证明了他在晚年的那种迷思。
      一代人从外部世界的剧烈冲撞中体验着历史断裂的伤痕，有的人带着些微的伤感，在哀叹中告别，这就是《东京物语》带来的断裂的体验。而对于几乎与几十年前的日本处于同样剧变过程中且有着一脉相承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国，就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应对这一种断裂的命题来说，《东京物语》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即如何在一个失范的社会内部建立起新的社会话语体系，这值得我们深思。而无论是史诗/民族国家第五代导演，还是致力于解构主体的第六代，都没有对此重大命题做出很出色的回应，这的确是一个缺憾。
http://blog.donews.com/undersound/articles/368215.aspx

平山夫妇满怀欣喜的去东京看望成家立业的儿女。从尾道到东京，相隔甚远，他们已经有很久没有见面了，孩子对父母表现出的只是一份表面上的客气，孙子则一副冷淡的态度，对老人不理不睬。

刚到长子敬一家，媳妇问敬一晚餐准备什么，除了肉要不要加些生鱼片？敬一说不用，肉就可以了。

晚饭后，一家人坐在一起闲聊，难得聚在一起，敬一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话想跟父母说，坐了一会便请父母回房休息。

熄灯后，两位老人静坐在蹋蹋米上，满脸惆怅。

住到女儿文子家时，女婿买了一盒蛋糕回来给老人，说很好吃让文子先尝一个，文子吃了一个后抱怨道，“好吃是好吃，但是太贵了，不用给他们吃这么贵的东西，给他们吃饼干就好了。”

在东京待了几天，老人一直没有机会出门看看，儿子和女儿看起来都很忙，无暇照顾他们。文子觉得“过意不去”，打电话请纪子帮忙带老人出去玩，纪子欣然接受，她请了一天假陪两位老人在东京逛了一圈，然后请他们去自己家吃晚饭。

纪子也是老人的儿媳妇，只不过他的丈夫已经去世八年了，不论这八年有着怎样的辛酸和痛苦，纪子都只字未提，她总是面带笑容，亲切的对待两位老人。

只是她这频繁出现的甜美笑容的特写镜头，令人感到心酸，好似她内心的苦楚、挣扎就这样随着笑容一起溢了出来。

敬一和文子为了减少麻烦，为了能少花些钱，就一起凑钱让两位老人去热海温泉度假，还为他们预订了一个便宜且能看得到风景的房间。

在热海旅馆的客房里，老人享受着宁静的环境，喝着茶欣赏窗外美丽的风景，约好明天早起去海边散步。

只是他们没想到，入夜后旅馆里到处充满了欢声笑语，走廊上、屋里屋外，年青人聚在一起打麻将，弹琴唱歌，只有两位老人躺在黑暗中默默忍受着这份不属于他们的喧嚣。

清晨，两个失落孤寂的背影默默地坐在海堤上，老人明白这里是适合年青人的地方，他们决定回东京。

文子看到突然回来的双亲，一脸不满，责备他们回来的不是时候，晚上她要在家里办聚会。老人相视无言，无奈的重新拿起行李离开文子的家。

他们打算去纪子家住一夜，可是纪子的家太小了，不能同时接待他们两个人，老父亲就让老伴独自去，自己去找同乡服部，打算在他家寄宿。

服部显然没想收留平山，就请他出去喝酒，还叫上了另一个同乡老友，三人在酒馆里喝酒叙旧，谈起了各自的儿子，他们都对自己的儿子感到不满意，事业不算大有成就，而且还对自己的父亲态度冷漠。

“失去你的孩子是很痛苦的，可住在一起却不知怎么相处，真是左右为难啊。”

本想就此喝通宵的平山，结果因为酒馆打佯，和朋友一起被警察带回文子家，文子对半夜醉醺醺回来的老父亲非常不满却又无可奈何。

第二天老人要回家了，在车站，老母亲对前来送行的儿女说，这趟回家以后就不会再见面了，我们离的太远了，就算将来我有什么不测，你们也不用回来了，大家都这么忙。那一刻，他们不知道这将是此生最后一次谈话了。

在火车上的第一天，老母亲因为生病在大阪临时下车，请在大阪工作的三儿子敬三照顾。敬三非常不满地跟同事抱怨着，他觉得这是桩麻烦事。

老母亲对短短十天就见到了所有的孩子感到很知足，回家后她便昏迷不醒。

收到母亲病危的电报，敬一和文子带上孝服赶当晚的特快来到尾道。老母亲在他们到来的第二天零晨去世了，在那之前她一直没有醒过来。

文子问纪子和小妹京子是否带孝服过来，她们答没有，文子就让她俩赶紧借几套回来。

敬三没有赶上见母亲最后一面，在葬礼上，他悔恨自己当初没能好好对待母亲，自我解嘲般地说了句，“父母不进棺材，没有人会照顾他们。”

葬礼结束后，文子和敬一在饭桌上若无其事地聊起刚逝去的母亲，笑谈从前的往事。老父亲无意提到，他们的母亲在热海时就犯过头晕。文子一脸惊讶，她认为父亲应该早点讲，至少应该跟当医生的大哥敬一讲。敬一却说，母亲是因为太胖了才会生病的，跟这个没关系。

随后文子让京子把母亲最好的亚麻和服拿出来给她，她要带回东京做纪念，随后和敬一赶当晚的特快回东京了，敬三也走了，只有京子和纪子多留几天，帮忙收拾后事，陪伴年迈的老父亲。

京子不能谅解哥哥姐姐的所作所为，向纪子抱怨。

京子：哥哥姐姐们应该再多待几天的。
纪子：大家都很忙啊。
京子：可这样太自私了，只顾着自己，马上就回去了。
纪子：这是没办法的事啊，因为他们有工作。
京子：可嫂子你不是也有工作么？他们太自私了。
纪子：可是，京子啊
京子：妈妈一死就要拿东西做纪念，我一想起妈妈心情就觉得伤心，外人反倒更有感情呢，骨肉之间不应该这样。
纪子：可是，京子啊，我在你那么大的时候也这么想。不过，孩子长大后，就开始渐渐远离父母了。大姐已经离开父母有了自己的生活，她绝不是存心不良，大家都是以自己的生活为重的。
京子：是这样么？我可不想自己以后变成这样，这太冷酷了啊。
纪子：的确。不过，或许所有人都会变成这样的，渐渐地就变了。
京子：那嫂子你也会变么？
纪子：是啊。虽然不想，但还是会变成这样的。
京子：这个世界真让人讨厌。
纪子：是啊，充满了讨厌的事情。

生活中，已见过太多这样寒心的场面了，子女对年迈双亲的不耐烦，媳妇对公婆的冷淡。现在我也会像京子一样因为年轻而说些负气话，可当我到了文子那样的年龄，有自己的家业时，又会变成怎样呢？当我们远离家人，去往很远的地方生活，相隔太久而不能见面，因为太忙而顾不上联系，生活的重心总是围着自己打转，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会如纪子所说，即使不愿意，还是会变得冷酷起来？

事实上，不要说距离，即使是住在一起的，又有多少人在孝顺自己的父母。

 

回东京前，纪子向老人坦言，这八年来过得非常辛苦，希望生活有所改变，可日复一日，什么都没有改变，内心满是痛苦与孤寂。

老父亲对此表示理解，并希望纪子能够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还将老伴生前一直戴着的手表送给纪子作纪念。

“好奇怪，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但你却为我们做得最多，你连亲戚都不是。谢谢你。”

在老人的道谢中，纪子掩面哭泣，这眼泪似乎已经压抑了八年，在此刻倾泄而出。

影片的结尾，老人独自坐着，轻轻摇动着扇子，四周一片寂静，镜头在他的侧面一直停留着，让人看到了他的余生。

 

影片平淡、简洁，自然，生活气息浓郁。没有刻意渲染的悲伤，没有大哭大闹的场景，没有埋怨，没有责骂，但我们总能从演员平静的表情，不带异常情绪的台词中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内心世界，那些被压抑的不满，孤寂的滋味，痛苦的挣扎，自私的性情，冷漠的人性。导演将人与人之间那份很微妙的感情，用细腻的镜头徐徐叙说。即使已经泪流满面，还是想要放声大哭。

《东京物语》是小津安二郎拍摄于1953年的作品，现在看来，社会进步了，人性反倒止步不前。
 

“东京真大啊！
是啊，我们要是在这里走散了，就找不到彼此了。
恩”

这部电影在本质上并不是探讨亲情伦理关系，说到底，是思考生死的意义。繁华一世，终将落得孤寂凄凉，空无所依。所以，战争、家庭、事业、情感又有什么值得在乎的呢？
片中四位女性是美丽的：京子、幸一妻子、母亲，最美的是守寡的纪子。纪子和京子最后的对话引人深思：人都会变成那样，虽然我也不想。到最后，我们能得到的启悟就是：无论生存或离去，永久与变幻，一切都是无奈啊！
电影在一种流动的场景和情节中为我们营造出了日本性格所特有的宁静。这种宁静明显地灌注在两位老人黄昏落日般的性格里，不急不缓，乱中有序，彬彬有礼，代表着一种人生终极的境界。镜头基本是中距离的特写，以和式窗口和室内床榻为主要框架，人物的活动在小范围内远近拉伸，并延展出百态人生和甜酸滋味。可谓小中取大。
人情冷漠往往被冠以“自私”的俗名。大儿子幸一待人接物时若有所思的“嗯，嗯”，女儿繁一没心没肺的言行举止，孙辈们的冷淡疏远，都让大城市对人性的改变显得异常突出。就像纪子最后坚持认为的，人最后总是要变得自私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有没有意识到。纪子的可贵在于，她清楚地意识到人性的这一阴暗面，并且有勇气承认。
虽然影片明显带有“物语文学”那种细枝末节、拉拉杂杂、拖泥带水的琐碎叙事，但还是把一些不必要的细节给删去了。早期的电影无论在镜头上，还是在蒙太奇技法上，运用得都十分朴实。但优点也非常明显：影片的内涵到最后自然潜入观众脑中，并站出来说话。
片名中所谓的东京，像所有大城市一样，充其量不过是每个平凡的人、每个琐屑的家庭的真实生活写照所构成。每个人各安其位，明白其中心酸无奈（譬如那个抱怨儿子不好的醉酒老警察），却又无力脱身。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遥远的乡村故土。宁静，落后，象征每个人生命的朴素源头，生于斯、故于斯，或者仅仅是成年世界里维系亲情的谈资。尽管影片并未过多展现这一面，但它的意义仍不容忽视。在日本，我们可以看到，乡村虽然空寂，却仍不失美丽；而中国的乡村之凋敝、丑陋、沦丧，是让人很寒心的。
影片中经常出现一个词：寂寞。两位老人在东京、热海，担心家里的京子会寂寞，女儿繁一和邻居担心丧妻后的老人会寂寞，两位老人又时时牵挂着守寡多年的纪子那份寂寞。因此，人的生存方式里必有一种陪伴。陪伴必须是心灵的共同栖息，是情感的和谐交融。可以说，如何由寂寞的危险走向温情的陪伴，也是影片潜在的问题之一。
虽然老人往后的寂寞更具有恒久性和终极象征意义，但纪子的寂寞却尤为显眼。影片不动声色，始终没有正面展现这个问题。但纪子的人生所隐含的痛苦却是非常巨大的。这部电影的背景是战争之后给日本社会遗留下来的处处伤痕，也留下了许多空巢。但纪子的完美人性却让这个普遍的问题变得更加刺痛人心。残缺可以表演、放荡，可以演绎丰富的人生故事，但贫瘠的完美，却潜藏更大的悲哀。在纪子身上表现最深的，恐怕不是亲情道德，更不是对故人的爱情留恋，而是对这个社会变迁的清醒审视和救赎。
为亡人守寡八年，还能保留一种温柔娴雅、热情善良、平和自信，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电影所有形象里，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纪子那美丽热情的笑容，和那谦逊纯朴的态度。纪子承认自己长久难耐的寂寞，承认自己大部分时间里是把亡夫昌二忘却了的，那么她在心灵世界里固守的是什么呢？影片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比起这个心灵之谜更珍贵的，是纪子那美轮美奂的人格，是那完好如初、金子般的美丽与善良。
她在结尾的时候劝导满腹怨言的京子，似乎也是在劝导我们：不要抱怨人的改变，甚至要主动迎接那丑恶的改变，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但纪子也有未说出的部分，那就是，我们应该对人生的变化和无奈，对生死的留驻和空无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
以纪子之寂寞和笑容，至少可以为我们显现一种做人的道理，这其中有大智慧、大境界在。空与色，即便无法相溶为一、和光同尘，也是一对好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