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成为贝壳

因着昨天在虾米听到久石让的原声带才想要看这部电影，却没想到看的过程中内心始终在纠结之中。

清水和房江同为理发师，开了一个小理发店，有一个几岁大的儿子，看上去实在是很和美的一个家庭。但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是在男女主人公经过3年打拼之后才辛苦建立起来的。然而，从出征的士兵、嘹亮的军歌、军人口中的满洲以及关东军可以知道，温馨的表面下却是已经沦为战场风声鹤唳的中华大地。所以这样的温馨反而让我感觉更加沉重。

拖着一条残疾腿的清水也应征入伍，足可见证日本在二战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军用燃烧弹轰炸日本的数座城市，而大北山事件中日军也抓住几名美军俘虏，阴差阳错地，清水成了执行处决的人（尽管实际并非如此）。这为之后清水的悲惨命运埋下了祸根，不出所料，战败后，美军占领之下的日本开始对战犯进行清算。清水因为“处决”了美军俘虏，被判处绞刑。

同样被判处绞刑的矢野中将是此次事件的最高负责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在电影着力对人性进行描写的笔触下，矢野被刻画成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军人。在对他处以绞刑之前他的一番话，将大北山事件渲染成对美军轰炸的报复，同时极力为其他人开脱罪责，这让观影的我实在难以接受。

尽管打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是一部日本人视角下的战争片。在争吵过程中的两人都很难去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哦，更不用说经历过几次大规模战争的邻居，所以要让我接受日本人的战争观，恕我做不到。清水在执行处决美军俘虏的过程中犹豫再三，但最后还是由于害怕被上司枪毙而端着刺刀冲了上去。在军队里他被教导上司的命令就如同天皇的命令，这在我看来是如此荒诞可笑。

我不能了解日本国民对于天皇的信念，但是因着忠君的信念就枉杀生命，我想这是身为“神”日本天皇都不能认同的吧。最近在看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借虚拟的杨威利提督他说过这样的话：其实所谓的信念不过是人们为了要使自己的过失或者愚蠢的行为正当化，所使用的一种化妆掩饰的借口。化妆化得愈厚，愈是不容易看清底下真正的面貌。为了信念的理由而杀人，其实比为金钱而杀人更下等。因为金钱至少具有万人共通的价值，但是信念的价值则仅限于本人才有。

比较令人感动的是清水的妻子房江在得知如果有200人的联名，对丈夫的刑罚减轻有好处。于是她背着不足岁的女儿，在冰天雪地里四处走访，遭到冷眼无数，却最终达成了目标。如果说在这部片子里真正无辜的人，应该就是房江和两个小孩。

清水最终为他的战争罪行受到了惩罚，姑且不去讨论处罚力度是否得当以及清水本人是否冤屈，犯罪就是犯罪，犯了罪就一定要承担责任。然而往另外一面看，却是购置了新椅子，期待丈夫回家过新生活的妻子和两个儿女。难怪连看守犯人的美国大兵在行刑场都尤其不忍。

总之，这是一部让我一边看一边矛盾的片子。人性的光环和战争的罪孽交织在心中，像两块大石头压在心底。

镜头最后面对着大海，清水的旁白说道，下辈子想做一只贝壳。

死是清水悲惨一生的最好终结，而下辈子做贝壳，才能真正给清水以希望吧。

    在权威话语的臣服下，他们都只是一个小丑。一个不能把握住自己情感和想法的工具。服从命令在当时的情境下胜于一切。服从上级的命令就是服从天皇的命令。
   人是渺小的。在战争面前，人更为渺小。就像《朗读者》里面的汉娜一样，在当时的情境下。他只是希特勒统治权威话语下的一个工具而已。她只是为了执行命令，完成好本职的工作。
   最后都以战争犯而入狱、死亡。
   

电影描述了一个战争中的小人物。当然，因为他是一个瘸子，一个善良的人，他是中居正广，他的老婆是仲间由纪惠，实在是很难不让人同情。换言之，这个电影太容易让人觉得在回避甚至美化侵略行径，或许是吧，特别在几十年前有着血海深仇的国度里。

南京大屠杀的人，偷袭珍珠港的人，唯一被迫和原子弹亲密接触的人，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是同一批人，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又不完全相同。即使历史不被人随意打扮，恐怕也没人真的能把是是非非摘得清楚，这A、B、C级战犯，除了部分死有余辜的板上钉钉的以外，相当一部分的恐怕就是作为仇恨的牺牲品了吧，他们或许不是无辜的，但真的就该死了吗？

如果100个被处决的战犯里，有50个清水的存在，我们应该让这100个人去死吗？如果有10个清水的存在呢？如果仅仅只有一个清水的存在呢？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还是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放过那些该死的人，怎么面对死去的亲人？杀掉清水，我无法面对房江的眼睛。

我不是说什么宽恕，那是强者的权利，那是被害人的台词。作为没有亲历那场浩劫的人，我没有权利也不知道该如何宽恕。只是，死人的多寡，发动战争的先后，他们是仇恨的理由，但于正义的裁断，于生命予夺？也许，我们应该有些迟疑，哪怕是片刻的迟疑，在裁决别人的命运时，即使因正义之名。

我不能说我喜欢这部片子。

对于战争的话题，我想我是能够冷静地来倾听日本人讲述同一时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幸故事的。我相信事情的两面性，哭泣呻吟受害的不只是惨遭屠杀的国人，当然还有不得不踏上沙场不得不化身为魔鬼的普通日本人，而且有时这痛苦甚至是可以类似和等同的。

但是，我觉得这电影意识导向的色彩太浓厚了。日本人对待战争本来就是个人化的，微观的视角为主，提起战争总是喜欢涌起一种平民也是受害者不得不为之的感情，他们很少想象到一个海洋对面的国家有更多的家庭也遭受着更大的伤害。而这部电影，典型的日本人微观视角，想必会强化这种本来已经片面的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矢野司令临死前那一段拍的大义凛然英勇赴死状，还说了一段声讨美国践踏国际军事法律的讲话，看得我实在是先前的伤感全物。总之还是回到那句话，意识导向太浓了，自己人忽悠自己人的道路看来一直没能停下脚步。

但是，我想这部电影给我们国人看看还是有好处的（比给日本人看的好处大）。我们习惯了民族视角的大题材，习惯了简单地武装起一顾头脑简单的仇恨，因此看看微观中战争对于敌国普通家庭破坏的电影也未尝不是件坏事；而我们那些炮火硝烟中抗日的片子，倒是正适合拿给日本毫不知情的民众看。

当然，战争片归根结底是声讨战争。一个个人和家庭的悲剧，终究来自于一个可悲的社会。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居和仲间的角色真的很感人。

       一、关于这部电影本身

    在这样一部敏感的二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导演以不同寻常的视角给观众展现了一个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形象——清水丰松。试图以另一种方式诠释一个早已被图解的日本士兵的群体像。无论其成功与否，导演福泽克雄都给了我们关于这场战争的另一种声音。其实在大陆的主流话语之外，这种声音并不稀少，而珍贵的是它试图以一个日本人的视角来客观描述一场战争，导演没有刻意的丑化任何人，连美国大兵的狱警对死刑犯都充满了人性关怀。但至于有没有刻意美化甚至回避、遮掩什么，这个就要问作者桥本忍先生自己了。

    清水丰松的生活轨迹改变于那个原本其乐融融的夜晚，表面上看是一纸征兵书将清水从被抛弃的世界的一隅拉入到这个大时代的舞台当中，事实上在这个大时代中的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时代的影响、躲过命运的车轮。在这里作者还想借此传达“战前的日本是天堂，战争摧毁了无数日本家庭的美好生活，日本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的思想，而这对于拉拢西方观众是非常有力且不可忽视的。之所以每年西方媒体都在各种纪念日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大肆报道而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却鲜见报端，就是因为西方人认为二战中轴心国将西方世界从天堂推向了地狱，而中国不过是从十七层地狱下到了十八层而已。面对清水的遭遇，西方人更能从中找到强烈共鸣，从而从开始便将自身代入角色中去体悟导演精心设计的情节，不得不说这是一处看似漫不经心却饱含深意的用心之笔。
    接下来漫长的两个小时的大多数时间里，导演将清水和家人分开到两种不同的环境中——间接反映战争的家庭环境与直接描写战争的军营、法庭和监狱。而“人性的美好”和“残酷的现实”这两个重要元素又相互交织在两处场景的各个片段，将电影连缀成一个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情节链。而“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这部电影中导演全程贯彻了这一思想，即将“人性的美好”碾碎在“残酷的现实”里，示例繁多，这里便不一一列举。
除了占去整部作品大部分时间的“美好人性”与“残酷现实”的纠葛，这部电影还有很多侧面值得我们讨论。
    如电影中曾反复出现了一个意象——潮见角。这是清水和房江在绝望时决定开始打拼事业、立下豪言壮语的地方，是清水被压械战争犯的吉普车带走时发誓一定要回来的地方，是清水临终前叙说自己想来世成为一只贝时所遥想的地方……导演反复刻画这一意象，其实是想说明这里讲述的是一个“想要凭借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而不得”的故事。这种命运的未知和不可控性一方面成功雕琢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从受众群体来讲，它强烈冲突着西方人的追求平等、自由、独立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个人英雄主义”等思想，打破了西方人的底线规则，并以此为突破口使战争控诉找到了新的着力点，使清水丰松这个主人公一步步走向战争的原告席、道德的制高点。
    还有阿丰在当兵复员之后，理发店内关于日本战败的一段对话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以价值观来说，日本人与中国人和欧美人非常的不同。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都要求“君子慎独”，无论是教条繁多、界定清晰的精英价值体系（即君子），还是简单的以“良心观”为行事准绳的民间价值体系，都有着明确的是非善恶观，这也是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族长制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而西方人多信仰基督教，原罪说使人们普遍敬畏神灵，这使得相信上帝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关照着自己的西方人在“君子慎独”方面多数情况下做得比中国人还要好，《圣经》的权威性以及“十戒”这样的信条使得西方人的价值体系中也包含着明确的善恶观念。
    日本人行为准则的核心则是相对性，即从来不是从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去判断一个人的好与坏、对与错。日本人没有彼岸世界，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的概念，无论一个人生前如何死后都会成佛，因此是非、对错、善恶对于日本人来说从来便不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他们把这样的问题通常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上级说了什么是对的，那就是标准。只要强者说了什么是善的，那么什么就是善的。日本人不习惯去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他们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比判断对错，然后心安理得的依附权威。这从电影中表现的对天皇意志的绝对服从便可见一斑。而在中国，皇帝是权力的顶峰，但从来不是公信力的绝对代表，中国自古诤臣贤相无数，从来没有出现过对君主的近乎宗教信仰般的狂热崇拜。
    理发店内的那段对话便是作者借彼二人之口对日本传统价值观的一种反思，但可悲的是，无论是作品内还是作品外，很多人没有这种反思。或者没有思考到这一层面，或者想到却又对此话题刻意回避。作者在这里再现了生活的真实，也含蓄地揭露了日本国民性中隐藏的悲哀。

    二、观影之后的思考

    看过《我想成为贝壳》后，我常常会陷入一种思考：清水丰松有罪么？

    其实导演无疑是想塑造一个无罪、无辜却又被战争无情摧毁的悲剧形象。导演借清水丰松的内心挣扎和对家庭亲情的向往反复冲淡着主人公参与侵略战争的事实原罪，以“一切都是被迫”来消解战争犯的犯罪动机，以审判、量刑荒唐无度来解构战争审判的合法性；以逆境中的勤奋拼搏来树立主人公的高大人格，以效忠天皇报效国家凸显主人公的道德正确，以悲惨结局和不公遭遇博取观众的怜悯同情……最终，导演成功将一个日本高级军官写成了临死前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将一个普通的日本二等兵从被告席拉上了原告席，对你，对我，对所有二战受害国的人们高声控诉“还我安逸的生活，还我温馨的家庭！你们烧光了我们的家园，你们炮制了无数的不公，高举你们沾满罪恶的双手，我——无罪！”

    也许此时的你我凭借多年的思想熏陶和老一辈的言传身教尚且明白这不过是个如金丝鸟笼般精巧别致的谎言，但看过这部电影的美国人、欧洲人、俄国人以及一切对那场战争不甚明晰的人们，他们不会考虑清水丰松这个真实人物是个多么小概率的事件，对他们而言，清水丰松便是日本兵的代表，矢野中将即是日本军官的化身。
曾记得《南方人物周刊》中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不想说电影中赞美的人性有多么虚伪，也不想争论电影中展现的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的不真实，只能说，《我想成为贝壳》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国际公关。也许在我们还沉浸在“我想成为一只贝”的伤感情怀中时，桥本忍先生正在窗下细细吟咏着杜工部的那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清水在法庭上说，我们军人就是牛马，什么决定权都没有。
我相信他说的是实情。我相信他们跟我们中国一样有着这样的“传统”，就是一人在上，万人在下。

美国人大笑，你没收到任何纸质命令就执行了？你不会反抗拒绝执行命令吗？没有军事法庭替你指正吗？你是不是内心里也很希望杀人？

我相信他本性淳朴，是被战争逼成魔鬼，泯灭了人性，那一代人都可以拿这个做借口。

可是谁是第一个人怂恿的？是谁一层层的把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旨意传达下来得以执行的呢？这就是你选择服从的政府，你孝敬的天皇？没错，他绑架了一切来让你相信，这一切都是必须执行的。如果你选择服从，那你就选择了命运，这一切都由不得狡辩。

电影的逻辑拍得非常令人窒息，没错。战争年代，让人活下去的信念，是希望。希望比什么都重要，现在再苦，有了希望，就能支撑着活下去。音乐也配得非常诚挚的深情。

我非常认同希望是让人活下去的信念，孩子的未来，家庭的幸福，不断见涨的工资，都给了人活下去奔向更好生活的希望，哪怕现在活得再苦再累，都无所谓。


但是就算如此，美国人的逻辑是正确的。谁让你选择跟随一个魔鬼的？你为什么不去打倒这个魔鬼先，阻止整个国家侵略其他国家的？

再来反思一下国内，相比于日本默许跟随了魔鬼，那么国内则是默许跟随了昏君。当时政府不作为，欺凌老百姓，老百姓为什么默默的接受统治的？真的是几千年的反抗，知天命，知道枪打出头鸟，明哲保身哲学吗？

我想，根本原因在于愚民政策，人民思想未开化，没达到历史阶级高度。人民吓怕了，人民每次革命都换来了更惨的结局，都没能改变自身的命运。只是换了个封建统治者继续剥削而已。

所以，毛泽东真的是改变了中国，改变了全世界。
就有那么第一次，全中国人突然都明白了，对剥削阶级有了清晰的认识。也正是这次革命，让中国人知道，什么样的统治者是真心为民好，什么样的领导才能带领人民打胜仗，立足世界强国。

可惜了这些年每况愈下，现在力挽狂澜，或许还来得及吧。

话说回来，一个国家的强盛，必须是每个人的责任，从做好每一次选举，抗议，表态，都与自己息息相关。希望过安稳日子？可惜了，安稳的代价是有的，是别人给你争取的，并不是你以为当隐士就能求得的，这就是社会科学，希望随着国民权利意识，知识程度提高，渐渐的让整个国家进入民主富强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