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

现代性与导演意志

昭和7年，5月15日，日本帝国海军军官，日本陆军候补生，以及民间右翼分子（包括大川周明、头山满等人）将策划已久的暗杀行动重新搬上台面，刺杀了时任首相犬养毅，以酬血盟团未竟之志的流产政变，史称“ 五一五事件”。十一个杀害犬养的凶手遭到军法起诉，但是，在审判前，一份由三十五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请愿书是由全日本各地的同情凶手的民众发起签署，请求法庭从宽发落。在审判过程中，凶手们反而利用法庭作为宣传舞台，“弘扬”他们一片对天皇的赤诚与耿耿忠心，激起大众更多的同情心，呼吁改革政府与经济。除了请愿书之外，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是由十一位新泻县的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请求代替十一位军官一死，并同时附上十一根手指表示他们的衷意。

昭和20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当很多第一次亲闻天皇玉音放送的日本国民，听到裕仁天皇亲口承认战败的时候，有的抑制不住大东亚共荣圈梦想的亚洲共同体梦想破灭的打击嚎啕大哭，有的不敢相信盛世强郭居然会输掉必赢的战争而当场昏厥，在日本1987年披露的文件显示，当时的陆军有300余人听完广播之后，接受不了现实刺激，选择自我了断，海军方面则至少有55人自尽。尽管在无条件投降的8月15日之前，日本所有的大城市几乎都承受了美军的轰炸，广岛和长崎还挨了两发原子弹的原爆，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对未来有了一个比较确定的预期结果了，但经过了长时间“厉害了，我的锅”的国家主义洗脑，又在一个封闭且被极端情绪可以引导的环境中，当听到正式宣布战败之时巨大的现实、未来和历史反转之时，还是难以接受这个刺激，而造成精神崩溃。

介于其中间发生的“二二六兵变”，是日本近代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军事叛乱行动，也是日本特有流行以刺杀方式达到政治诉求的活动的终止，以事件的结果来看，兵变事主的年轻下级军官们没有实现政权的替换，也使得陆军中的“皇道派”势力就此衰落，19名叛军领导人物处以死刑，另有40人得到监禁判决，更是阴差阳错为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扫清了崛起障碍，军方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也大增，促进了其发展壮大并实际掌权，且走上穷兵黩武之路并最终导致国家战败........愤青误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相当准确的评价。

如此评价在现代后世看起来确实是一种回望的解释，当然回望整部《二二六》，五社英雄对这些年轻叛军军官们的赞扬、缅怀与歌颂的“虽败犹荣”确实是溢于言表。电影用极为工整的事件时间线性循序结构渐进推进叙事，以强烈形式感的策划与兵变开启序幕和初章，紧接着承接各方政治角力下兵变当事者的心态摇摆，并最终以不得不接受天皇镇压不解和更为沉痛伤感的失败作结......这种理想幻灭的全纪录，体现出一种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滑落，也映照着另一种回归现实并回望历史的回忆视感。而所谓现实主义，其中自然少不了批判成分，且回忆往昔，也无法完全祛除凭吊意愿。序幕甫一开始，就以前步兵大尉村中孝次之口说出“我们的目的是让天皇陛下明白，要铲除贪官污吏，才能达到‘昭和维新’建设新日本”点明故事的缘起与目的，后接第三联队七中队长野中四郎大尉的明志之言“不知我等是狂是愚，唯知一路往前奔驰”作结，集体的荣誉感与个人的优越感跃然而上。结合《二二六》制作上映89年的时代背景，正值日本经济发展的峰值与裕仁天皇的驾崩，隐约包含了五社英雄乃至日本精英对家国走出战后阴影重回列强的荣耀与民族骄傲，与反思军国、缅怀天皇的混杂情感，再看《二二六》故事中讲述30年代国家命运转向的时代，情节藉由事与愿违的兵变下青年军官命运的悲剧刻画，深刻辨析了荣誉与优越的道德来源的分别。可以说，优越来自自己源发，荣誉源于他人给与，就像是世人经常描述道德时会说的道德是用来自律而不是他律的所谓区分“原则”一一对应一样。

但这样人人都知道并想追求的道德静默时代的所谓“共识”，却是在历史上从未没出现过，也实际上不可能出现。因为首先就无法设想一个人和人之间完全无关系、不接触的社会曾经存在过，又尤其是当其他人失德的行为损害你的权利或利益，甚至伤害你的尊严的时候更不可能。在《二二六》开篇的序幕史实背景中，强行攻占满洲，退出国际联盟，乱搞经济，农业欠收，与民争利，民生凋敝，国内不满，国际树敌的窘境，当然被少壮派军官们认为是无良政治家们的道德败坏，乃至损毁了天皇尊严之事。道德不可避免的公共属性，与日本强大的道德传统，让他们无法坐视不理。这样的道德感就像是不应该有任何人违反的律令一样，不过在这种坚持中，可以发现，五社英雄并没有把这些年轻军官处理成单一平面化只为集体荣誉的形象。对于故事第一幕中天诛刺杀的军官们，在后续的情节里，各种回忆杀戮的懊悔与判断，是一股更强的不断冲刷他们耻感与恶感的力量，不断唤起他们的美德优越感。

而自讲求美德久远的古希腊直至今时今日，美德优越感很大意义上就是美德之回报。这种回报，在故事中，既是一个自然人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之中对美好未来的混杂追求，这即包括每个个体对自己拥有的良好“现状”不被改变且能继续延续甚至更好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家庭自然角色要求他们为夫为父的家庭责任，再者则是保皇党们肝脑涂地维护传统体制但都不被天皇理解、认同的行为创作......如此混杂就纠缠，结合多线叙事以及视角转换，五社英雄在故事背景上再现了一个面临命运抉择的时代。通过人物的遭遇以及心理描写，巧妙地揭穿了，政治之太平，政治为了好生活的目标，在现代政治、现代政治家手中（官僚系统、军队高层），已经成为不断采用利益来取代荣誉的手段，利益成为新时代政治行动的动机，利益也替代了对好生活的追求，成为了“赢”，从而将故事又扭回到“虽败犹荣”的命题之上，其中不仅包含着保皇保传统之“虽败犹荣”，也隐约包含了军国法西斯时代的“虽败犹荣”。

这种对美德优越避而不谈的替代和反感，必然会导致两种结果，要么让人成为没有也不做道德判断的存粹理性人，在几乎所有事情上，只凭着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行事；要么让人成为严格遵守道德律令的存粹道德人，从而抹杀一切优越感，成为捍卫所谓至高道德的卫道士。不过在现代历史和现代政治真正的悖论困境是，我们认为绝对中立客观弃绝道德判断的理性人，绝非是不作任何道德判断，而是把所有道德判断道德表述都当做套取利益最大化的机会，并要求其他人都作存粹的道德人，但实际上又几乎没有任何人是圣人，能真正做到捍卫纯洁性的道德人，同样是真实的情况......这种悖论困境，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二二六》中一众青年军官们最难以面对的西西弗斯式境遇。

无奈的境遇中，通过对美德优越的混杂与替代的张力，五社英雄把势与人尖锐地对立起来，给角色们的行为与动机带来足够被理解的切入点，有效弥补了略显平淡的剧作上心理状态刻画的质料与形式，使其能够得到较多认同的同时，保持充足的戏剧性。势过境迁，当最坚定的安藤辉三大尉认为愚勇疯狂才能改变现状、开创未来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天皇会真派昔日大队长率军平乱。因此当他质问昔日队长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并反问对方时，昔日队长劝导两人一起刨腹自杀向天皇谢罪，安藤坚定地表示自己绝对不会死，却又在紧接的情节中，投降遣散部队，并向自己副官保证后，绝望歌唱银弹自尽。这种复杂的人物描绘，绝望、荣誉、优越与现实考量被纠结在一起，五社英雄对场面的调度掌控呼应了这些含混。在室外全景中，镇压平乱的装甲车驶来；紧接着一个装甲车的主观镜头，履带因为透视的关系，明显带有碾压叛乱士兵的绝望意味，接着大队长出现下达不许开枪的命令；正打一个推镜安藤执意对抗的喊话，反打回大队长是一个希式滑动变焦，意在突出平叛部队的气势；再正打回安藤一个震惊又坚毅的特写，凸显抵抗意志之荣誉；紧接二人走进，组成对话中景，摄像机此时从轴线一侧开始顺时针环绕，直至两人对谈“谈崩”，摄像机停止，此时转到了轴线的另一侧，两人实际空间关系对调，此时一方面由摄像机运动象征着时间滚滚前行的不可逆，另一方面因为越轴产生了叛军与平叛军观念上实际的妥协与理解......之后承接叛旗降下，众人明志散去，将领鼓舞士兵，并衷心感谢后，安藤万念俱灰，含恨饮弹，此时镜头逐渐下移，仰视安藤，足见五社英雄对其荣誉尊敬之意。

如果设想“虽败犹荣”是作者虚构表达出来的而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们只知晓荣誉的代价来自最终无所谓牺牲只要可以达成改革结果，如果这种回报只来自于存粹理性或者纯洁道德会有什么不同呢？综观历史与思想的洞察，答案大抵正如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所说：“关于激情，以及激情等级地位的一整套观念是，好像理性对激情的引导就是理所当然的和正常的，而激情则是不正常的、危险的、半兽性的。不过，就其目的看来，激情无非就是对快乐的渴望。激情的尊严受到损害，就好像激情是最不适当的方法，即无必要，也无推动力，因为激情盼望着没有任何贵重价值的事物，比如音乐。否定激情，宣扬理性，好像后者是自为的本质，而尤其后者不是以何种激情和渴望合乎比例的状态出现的，好像不是每个激情都有理性的成分一样。哲学家们宣扬某种客观性，道德对自身是冷感的，对结果好坏是盲从的，对使用任何危险手段从来不假思索，性格乖张多变，这竟然被认为是优点，甚至予以充分的利用。”

所以，现代政治其实对荣誉的替代，正是扼杀了这种激情，这种认识到自己比别人好、知道自己高人一等的等级式快乐。而理性与激情也从来都是成比例出现的，所以美德优越感也绝对不会等于对道德绝对纯洁绝对忠诚，纯粹道德卫道和存粹理性功利其实毫无二致，都是相当危险的。正是这些既要也要的纯洁性不可能纯洁的悖论可以让人理解，个体（年轻军官们）激情追求与依附要么理性的、要么道德的身份政治（保皇党派别）激情间“卢梭难问题”的张力，无论在虚构作品还是真实史实中都同样存在，其中冷感的“客观性”评判并不比热烈的“主观性”更真，正如影片必须要通过每个人个人的私人经历与境遇来回答他们自我认可。更关键的是，“难问题”让人明白没有自我激情可以假装在封闭的公共激情形式中独善其身并真正实现，热烈的“主观性”也并不是感觉自证的，恰如那些对自己的认可很容易混淆成靠引入一系列外部共同敌人快速建立，却终究会更快地消逝并伤害基本共识，犹如保皇党们直接失利导致的军国法西斯化加速。

至此其实不难发现，公共激情危险的现实意义，早已经超越“虽败犹荣”的共识表达，不单是对个人而言，且对于劣化社会环境更是如此，但日本武士道或者说五社英雄理解的武士道始终在强调一种道德与审美的创造，这也是身为艺术家的五社英雄的一种创造，让人不必面临{理性人}或{道德人}不得不二选一的窘境。此时的武士道除了忠诚外，当然还加入了对下级们和同僚们的责任与自我创造的荣誉。不把自己完全交出去给所谓集体的荣誉，在彼时和现在都是同样的选择-不同流合污，这也是良心的根本保障。在这个层面上，人的自豪感 和 民族自豪感、阶级自豪感、国家自豪感等等根本目的区别，才是五社英雄“虽败犹荣”的自我认可的激情来源，是你知道自己真的有灵魂且高于其他人的快乐，是电影中对英灵们的赞誉，是历史中对施陶芬伯格们、金载圭们的缅怀。

不过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其实理想主义之破灭，犹如终战诏书投降的现实说得是完全无法融入既有规则的承认，和现实主义的实现，更比武士道的理想是更容易融入到现代社会规则去复魅，他们都必须是包含看起的自己、还看重对他人的责任、视荣誉为个人骄傲的一整套理解中，才能产生好的作用与真正的人格，直至良好的生活再度成为可能。当然，稍有不慎，也绝对有可能会有人放弃理解，想去直接通达“理想真理与真实现实”，去融入所谓国体、大棋与星辰大海，被教导去憎恨、仇视、杀戮可能莫须有的敌人，可能不必要的敌人，甚至可能是伙伴、恩人和老师，却被强行扭曲定义成敌人的敌人。所以，在你真正成为一名被接见的百万余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所谓勇士中的一员之前，审视一下自己是否依然还有高人一等的高贵灵魂，是非常有必要的。

影片基本符合事件经过史实，除了野中四郎那句“不知我等是狂是愚，唯知一路奔驰”在片头出现，这句话实际上是他在自杀前留下的遗书。 片中每日每时发生的情节，包括气球标语和劝降传单，都严格按照史实制作，应该说制作比较认真。但全篇一直在强调天皇直到叛军解散才接到消息，无疑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做春秋笔法，事实上叛乱后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持续140天的戒严令和告叛军士兵书，都是必须由御前会议下达的，不可能跳过裕仁。 影片以叛军军官团被处决结尾，没有很好地交待二·二六事件对日军皇道派的彻底打击，统制派从此一扫皇道派、统一全军凌驾政府的后果，也没有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