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堡的故事

副班长是个简单的人。跟随自己的心去看现实，去结识那陌生却总能让人觉得熟识、热络的朋友。就像面对小牛，能够在短暂的接触后，赢得对方的好感甚至信任，放在我们这个时代，算是生意场上的高手，可不同于那些勾心斗角的浮云们的是，他这样做出于本意，发自内心，源于真诚，因为他心里就是这样简单、纯洁。
副班长是个才艺双馨的人。歌唱得好，画画的好。喜爱艺术的人往往多愁善感，因为他们有自己异于常人的途径来表达那些胜过言语或者言语所不能及的感触。懂他们的人用不着说什么，交心就好；不懂的人倒是都能喝上几句彩，好听、好看就罢了。所以，自己算是个不懂廖老师的人，但却能浅薄的体会些，感触些，对这样一位艺术家来说，自己能有点儿感触，也着实感到知足了。
副班长是个无畏无惧的人。枪林弹雨的热血战场固然用不得再说，更可贵的是，他不惧朋友的误解，不惧面对内心深处情感的招呼与现实需要的正面交锋。一个能够在心里坦言“对得起”的人，也许就没有什么能够让自己无言以对、无颜相觑。他是个有血有肉、血气方刚的青年战士，他应有属于自己这个年龄的困惑和泪水，但大环境又催促这个小战士在一次次的历练中迅速的成长和成熟起来，为大家而舍小家，为解放事业而暂抛儿女私情。抉择让他在美好与心痛面前不住的徘徊，但这一时暂别的心痛，却因为她能够在一个美好的未来中活着而变得麻木了，更像是一种莫名的动力，而能否在一起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幸福就好。这样的台词，在当代的偶像剧里显现过千次万次，却都没有这一次无声的诉说来的撼人心扉，温柔却满是力量。一个为了大局而舍弃掉眼前的一切的人，他站得笔直，在暴风雨中。
副班长像是个孩子。就像一则评论中说的那样，看惯了装束下的明星偶像，再看看副班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叹。人心里阳光了，无需掩饰就能够迸发出跃然纸上的清新脱俗，人要是阳光了，又被然看到了，那怎一个帅字了得。青春的沐浴下，他的内心升腾出的阳光让他拥有一个可爱孩子所能汇聚的大众的目光，也能让他成为亲切可人、令人心生爱慕或者亲和的代言。面对一个可爱至极的孩子，除了张开双臂去拥抱她，用言行举止去关爱他，你还能有何杂念呢。相信在那些本不该到来的时代之前，他定会是这样一个人。
副班长是个伟大的小战士。算得上夸张了几分，但若是个真实的情境，他和二妹子应该会有一段传为后世佳话，他们为革命而做的贡献，甚至为新中国建设而付出的无悔人生，更会羡煞旁人，令人可望而不可及。他曾有过动摇，想过向后转，但有一种坚定叫做动摇后的屹立，叫向后转后的向后转。这种坚定，更经得起推敲，经得起考验。因为不用掩饰的真诚才算是真正的真实，没有谎言的坦诚才算是真正的发自内心。

革命战争题材的电影，一般都是轰轰烈烈，英雄虎胆或者运筹帷幄，矛盾很深重，冲突很剧烈，这部电影在当时应该是个创举。它的视野没那么铺张，情感没那么激昂亢奋，镜头紧紧聚焦只是革命战争浩瀚洪流之中的一个间隙、一个小小的支流和一个小小的地方，还有只是少少的几个人。这是第一新鲜的地方。然后是爱情的主题，在那时候也不多见，影片情致绵延，导演成功的传递出了自己的感动，这在儿女情长表现上比较失语的时代，很容易成为人民群众的集体宣泄载体。我想这是这部电影家喻户晓的主要原因。

但是仔细想来，本片的时代烙印也很明显。政治说教的地方不少，电影为了宣传军队（集体）的优良作风和严明纪律，个体的爱情还是太过于合理化了。当然，难能可贵的是，后来副班长与政委的谈话中主动承认了自己思想的斗争，表现出了个体精神领域的微妙与复杂，但终究是用作检讨般的独白否定了对于更深远的意识形态禁锢突破的努力。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爱情两个字本身就意味着对于情感合理性的肯定，也因此必然包含着对于理性意识的反叛。亚当和夏娃不但是魔鬼引诱的目标，也是爱神悄悄降临的造访者；不光是因为他们吃下了苹果才招致灾难，更是因为某种奇妙的感情---爱---使他们突然惊醒，单纯封闭的伊甸园倒塌了，世界因为这样的一瞬变动跨入了新的时代。情感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这句话表明，思维也可能包容于情感之中。

强调情感并不是要求这部电影全心全意的去追求当下超越阶级属性超越时代的浪漫，我只是觉得男女主角（尤其是男主角）个体化的东西应该再多一些，主动的动作再多一些，这样才见的是动情。战士不是伟人，个体还是要犯些错误的。求取完美的形象是虚假的，是容易招人怀疑的，那只是为了顺应官方的意志，有什么意思呢？可能不如李双双，虽然也在政策之中，但是在刻画人物的时候，给了自主意识，给了自由灵魂，给了主动动作，给了更多活趣。

“一双神采飞扬的欢眉大眼，一副灵气的纯真笑脸，一口略带江南腔的普通话，一件白衬衫，一身旧军装，就把那个阳光灿烂，气宇轩昂的“副班长”表现得如此清爽、自然。有人说，在上百部文革前的经典影片中，再也找不到比廖有梁更清纯，更阳光的翩翩少年”【源自廖有梁贴吧】


恰如其当的评价，让第一次看完柳堡的故事我，也深深被副班长青春阳光的形象所吸引，可能这也是柳堡的故事给大家最显现的直观印象。廖有梁扮演的副班长，本剧绝对的单主角，陶玉玲扮演的二妹子，虽然算得上是本剧的女主角，但却多少有些花瓶的意味，戏份不多，形象也不突出，毕竟这也是陶玉玲第一次接触电影。剧中虽如此，但残酷的现实却给了我们足够的讽刺意味，阳光小伙廖有梁一生坎坷不已，最后身边没有亲人，63岁孤独的早早离世，而甜美的二妹子陶玉玲，却在文革后顺风顺水，成为老电影艺术家之一，到现在依然艺术生命不老，风采依旧。两位主角一生巨大的反差，不禁让人感叹，命运是如此的难以捉摸，又如此的让人唏嘘不已.....


柳堡的故事情节简单，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但革命未成功，副班长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革命以后两人微笑再相逢。在过去那个电影思想贫瘠的年代，如此的崇高单纯的爱情，再结合一点离别和N年后等待的重逢l的悬念，足够让当时的观众醉心不已，更何况放到现在，柳堡的故事也是能打动大家的心弦的，经典，毕竟不经岁月磨砺而褪色。


但现实和命运也再一次嘲nEN了编剧，现实的原型副班长徐金成，1944年在苏北宝应休整时,在帮助群众劳动中,他认识了一个姑娘。用他自己的话,是“我们手也不曾拉过一拉,可是很要好，”部队要南下过江了,他知道可能从此永别，他圆脸映着夕阳，眼睛光闪闪地，望着竹林深处。他说：“呵，抗战真的快要胜利啦！”但是，后来，在日寇投降时的大反攻中，他在江南牺牲了，没有等到与二妹子重逢的那一天。后来，原著的作者在49年又回到故地，但却没有打听到二妹子的下落。


作者基于真实的故事，写成了原作【柳堡的故事】，但结尾，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改编成了最后胜利的相逢，安慰徐班长的在天之灵同时，也让观众不再感到遗憾。其实个人感觉，如果选择真实的故事结尾，柳堡的故事的震撼力和流传的广度还会让电影更加的翠然夺目，熠熠生辉。


文革改变了两位主角的命运，战争也改变了原型副班长徐金成和二妹子的命运，人生是真的难以捉摸.....

只希望逝者安息，生者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革命和电影所作出的贡献，在遗憾和唏嘘的同时，请接收我作为观众最衷心和崇高的敬意！！

二妹子的酒窝是很迷人的。相信但凡是人，看到她可爱无邪的酒窝，都会为之着迷。二妹子的扮演者叫陶玲玉。也许是因为她和我喜欢的女演员阮玲玉名字很相似，我对这个很“萌”的二妹子充满好感。
副班长对二妹子一见钟情了。其实说实话，副班长和二妹子的感情发展挖掘在本部影片中显得不是很深刻和细腻。这不能怪王苹导演。在电影为政治服务的年代，不是导演们不注重去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不敢。又是批《武训传》，又是反右、又是反右倾，又是“拨白旗”。王苹导演敢把爱情放在电影里，尤其是“革命战争”和“个人情感”间的矛盾，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胆的描写了。

说实话，我是没看出来二妹子和副班长是为何一见钟情的。多亏有那片美丽的江南稻田，有首脍炙人口的《九九艳阳天》在烘托气氛，还有个可爱的小弟弟在那“添油加醋”，两个小青年相互萌生了爱意。
可是，反映工农兵的电影怎么能添加“爱情”这样“毒瘤”的因素？导演得打擦边球，首先是指导员要教育和提醒副班长，然后是副班长为了革命为了党要舍弃个人感情。可是这样的话，剧情无法延续了。于是，二妹子成为一个被地主和伪军欺压的弱女子，阶级的对立下，副班长为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狠狠地打击了恶霸。记得电影中副班长大概是这么说的，他不是为了二妹子，他是为了全村受苦的村民。他这样说的时候，镜头给了一个正脸近景，眼神坚毅，立马化身为不夹杂个人感情的无产阶级神圣战士。这样的安排是有违背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不过毛主席说过，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也许这就是他言下之真正“结合”吧。呵呵，他之前还说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副班长没有受个人情感困扰，他战胜了自己，投身革命，屡立战功。革命胜利后，他再次回到了柳堡，二妹子经过革命洗礼也已经成为党的好干部。副班长说他没有辜负人民和党，显然有英雄主义的范。副班长在找二妹子的时候口中一句一个同志一句一个同志，他不知为何不再叫“二妹子”了。说实话我看到这里很不舒服的，为政治服务让这样的电影不仅失去了内心戏的挖掘，还显得牵强脱节，让影片真的大打折扣了。辛亏二妹子口中那声甜美的“二班长”让观众的心思又回到了那个美丽、唯美而清新的波光粼粼的江边之油菜稻田。王萍是一个女导演，她的细腻之处便在于利用环境烘托故事叙述。柳堡村这片秀丽的江南画卷为美丽的爱情的隐性烘托起到很大的作用。
而作用最大的当属《九九艳阳天》这首歌了。歌曲对推动情节、刻画人物、抒发感情起到重要作用，在之前的《渔光曲》《马路天使》《桃李劫》《风云儿女》等电影中都有成功的应用。因此《柳堡的故事》算是把歌曲与叙事成功结合的又一典范。歌曲作为独立的表意部分四次歌曲的响起，都是情节的推动和情绪的变动。我认为这里四次歌曲的及时响起，还有演员的表现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不足的是，这部片子用的背景音乐太多了，几乎占到了全片的百分之九十。音乐的过度使用，本是为歌颂和煽情，但是大大影响了视觉表现力和银幕形象表现潜力的挖掘。

如果没有秀丽的画轴，动人的歌曲和迷人的酒窝，恐怕这部影片不会成为经典之作。在艺术形式上，我们实在无法在50年代电影中得到意外的惊喜，这就要求我们不得不根据当时的政治条件，选择性地评判当时的电影。因此，不能苛求，只能倍加珍视。

以下皆是胡老的
--------------------------------------------
   一、 种子和小说
 
    1945年4月的一天，在江南天目山区,我到连里了解工作回来,年轻的副班长徐金成送我。走到山腰的凉亭旁,我们坐下来,面对着红透竹林的晚霞,他谈了一会战士们的思想,忽然换了声调说:“我也有个‘军事秘密’呢!”
 
    于是,他告诉我,去年在苏北宝应休整时,在帮助群众劳动中,他认识了一个姑娘。用他自己的话,是“我们手也不曾拉过一拉,可是很要好。”部队要南下过江了,他知道可能从此永别,他很难过,甚至想到脱离部队,去地方上工作。
 
    事过境迁,他说得很平淡。姑娘爱他,他有些得意；有过落后思想，他害羞；倒底站稳了立场，他自豪。
 
    他圆脸映着夕阳，眼睛光闪闪地，望着竹林深处。他说：“呵，抗战真的快要胜利啦！”他没有说下去，我也没有问，因为晚点名的哨音响了。
 
    后来，在日寇投降时的大反攻中，他在江南牺牲了。
 
    他的话，却和其他战友们的心腹之谈一起，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耳际。
 
    1949年全国解放，我重病住院，老战友们来看我，谈起宝应地区的解放翻身，触动了我。到底，幸福的日子来到了，宝应的姑娘一定分得了土地，结了婚，也许都抱了娃娃了。徐金成如果还健在，也会感到欣慰。继而我想到，人们往往只知道革命都牺牲生命，却不很知道，许多革命都还曾牺牲过爱情。而后者，有时比前者还更困难。
 
    我想，把这一点写出来，该有些教育意义吧。
 
    党把我放在战斗部队中，放在革命战争中锻炼，因而，我对新四军的、南方的青年战士是熟悉的，热爱的，对苏北的人民是熟悉的，热爱的。因而一旦有了主题，我感情汹涌，生活印象纷至沓来，情节也就水到渠成。我在枕上写作，时而欣喜，时而含泪，完全回到故事发生的当年。
 
     
    
 
     
    写到李进别了柳堡地区，随部队南征，我却写不下去了。原来，爱原始材料的影响，我曾经考虑过是否能把结尾写成这样：1949年大军南回，指导员去柳堡见到二妹子，李进却牺牲了。这固然接近曾有的事实。可是我感情上不能忍受，觉得反而不真实。是的，许多忠勇的战士牺牲了，他们牺牲得光荣，有价值；而更多的战士，却和人民一起得到胜利，得到光荣，也得到幸福。我们的时代是人民胜利的时代，大团圆的时代，阴冷的色调是不典型不真实的。这一点，后来在批判“洼地上的战役”的时候，我更深刻地感到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小说发表的时候，李进和二妹子胜利重逢了。
 
   这支部队的原型就是现在的16军（原23军）69师205团故事发生在该团一营二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