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广州时候，租住的地方是一个新开发的小区，周围城中村环伺。每到年末时候，总会传出小区谁家被入室盗窃了的消息。记得有一次，回家发现，自己的门上满满的是被撬的痕迹。生平第一次遭遇，浑身汗毛树立，没想到盗贼就在身边。

印象中凶神恶煞的盗贼可能就是阿龙和阿俊这样的人。他们可能被叫做“低端人口”“社会渣滓”“犯罪分子”“老鼠人”。但周浩的纪录片让我们可以抛弃一切标签，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他们。

阿龙迥然于其他人的地方在于，他似乎是一个还抱有道德感的人。比如，他会打电话给即将濒临死亡的流浪汉的家人，让他们过来看孩子最后一眼；他尽管贩毒，但他会一脚踢开试图吸毒的年轻人；他还会给买毒品的人一点钱让他们去买点吃的不至于饿死；他还会在吃饭后把饭菜打包带给流浪汉们；他在偷盗得手后还会把钱分一些给天桥下的其他人……

但另一方面，他吸毒贩毒撒谎偷窃直至被判死刑，我们之所以觉得感动，大概是因为我们在阿龙这样的人身上也看到了一丝道德的光亮。

我们一方面希望社会和谐，大同世界人人平等，但另一方面，这个社会一旦分化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处在最顶层的人，以及最底层的人。而大部分对于这两个极端都缺乏想象的能力。我们或许可以意淫顶层的奢华生活，但我们却发现底层的生活的确超乎想象。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到三和大神时候会如此猎奇，乃至于不停有人前去探秘。

生物学上都说，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生态位。阿龙本来也有自己的生态位，他出狱不久，靠贩毒为生，短短数月，牟利十万。可惜后来，再度被抓，身边小弟或逃或囚。于是后来，租民房，以偷窃销赃为生，又险些被抓。于是，干回老本行，继续卖散装毒品，直至被抓。

作为观众，在观影时候很容易会共情到阿龙或阿俊身上，希望他们能够脱离困境，不要被抓。但一旦我们跳脱出来，比如来到微博上，我们会大声叫好，“活该，抓得好！”

我们的社会治理究竟要不要给这些人的生态位留有空间。一方面来说，当然不应该。这种生态位如果不加以压缩取缔，以后会源源不断有人陷进去。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已经进去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些人由于毒品的侵蚀已经丧失了基本的意志力和上进心，由于不愿意或者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他们只有靠小偷小摸和贩毒卖淫来维持生计。即使被警察关到戒毒所里，他们也想方设法逃出来。以至于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他们想要的，但他们已经丧失了任何追求生活的能力。

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办？

三和大神已经基本在三和很难遇见了，因为由于前来围观的人太多，影响不好，当地已经遣散了一大批三和大神。各类网吧小旅馆挂壁面馆也都被取缔。不时保安巡逻，驱散聚集围观的人。

这样好吗？我幻想中，这些人可能会由此而脱离那个“舒适圈”，去找份工作或者回老家打工，从此过上正常的生活。

可，看完《龙哥》，我想，他们可能会去更为脏污逼仄的地方睡觉，吃更为廉价的食物，慢慢腐烂在社会的底层角落。

对于这些人来说，不仅仅有生理上的毒瘾需要戒，他们意志力上的毒更需要戒。而，希望或者说奔头，哪怕出现一点点，可能也是帮助。

非常好的纪录视角，由于摄影机的参与，人物的表演在真与假中飘忽，结尾的镜头——阿龙在围墙上一边横着走一边说这样可以让周浩拍的更好——周浩将这个镜头保留了下来，表明两人之间不言而出的情感，是友谊或是利用在此都无关紧要。

拍摄过程中他们的谈话偶尔可见周浩在通过对话尝试让阿龙讲述更多的“故事”，这和大多数人的拍摄过程一样，但值得提出的是周浩在其中的参与程度既很好的保持了这种“朋友关系”，又保持住了拍摄者的视角（ps：不带谄媚态度的）。对于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中的“谄媚”我已经见到了太多，它们表现在拍摄上对拍摄对象的痛苦放大化以及过分加强情感冲突的剪辑方式，当然这不能用来限制所有的影片，但是对于拍摄者的态度，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克制的，旁观的，允许介入但保持中立的。

我一直认为，人很难区分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可以评价他是简单还是复杂。龙哥显然是后者。

龙哥显然是个复杂的人，他身上有种看似仗义的点，比如有钱了接济那些穷人，告诉周浩自己拿他当朋友，还给他偷相机，这些点都会让人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好。但是片子看到最后，会发现龙哥很多时候不过是想从周浩身上骗点钱度日罢了。他接济那些穷人，与其评价这是仗义，不如说他深谙江湖之道，他知道万一接济的人里有哪一天发达了，可以帮他一把。可能有人会说我把他想的太坏了，但是去看看生活中那些混混的头目，兄弟有事了很仗义的帮他出头，不就是为了收买人心赢得更多支持嘛！

龙哥是位很懂人心的劝导专家，比如他跟周浩要钱，一直都说自己烂命一条没什么，但是就是可怜自己的女友。这么说第一是因为他要面子，不好意思说是为自己要钱，另一方面龙哥用女友要钱，会更能打动周浩，也会让周浩觉得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同时，龙哥记得周浩跟自己说过，不要拿他当傻逼，所龙哥很明确地补充说，人都不傻。这就相当于告诉周浩，你给我钱并不代表你傻，只是你心好罢了。龙哥以为他这样说周浩就不会觉得自己在他面前被认为傻，就会破除这方面心理压力。周浩当然不傻，给钱不过是为了完成拍摄罢了。

龙哥是位高超的演员，他声称自己吞刀片那次，见到周浩就哭了，哭的时候说：一听说周浩从大老远赶过来，自己就想哭。声音哽咽，很动情。但是直到片子最后，龙哥女友揭穿了龙哥应该没有吞刀片，吐得血也是从自己身上抽的，我才知道，龙哥的表演真的做到了“真听、真看、真感受”。那个哭是真的，但不一定是感动，可能是哭自己，只是那个哭配合那句表达自己感动的话，异常契合。

龙哥是个很复杂的人，他身上有些好的点，但是更像是为了生存伪装出来的。

与龙哥相对应的，是简单的人。简单的人并不一定是好人，只是有些头脑简单的人，没有做坏事滴水不漏的脑子，做了坏事常常漏洞百出。我有一个同学，属于那种说话做事都比较木讷，分析问题比较简单的人，他平时也乐于助人，但是他办的有件事儿让我印象深刻，他跟女朋友异地恋的时候，他又跟其他女生搞暧昧，他为了不让暧昧对象发现自己有女朋友，就把女朋友从微信删除了，给女友的理由就是：家里为了他能考上，把他智能手机没收了，还把他朋友全删了。他就这样骗过了女朋友，直到跟他一起考研的另一个同学把这个真相告诉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电视剧里那些黑社会老大的打手，往往是那种头脑简单的人，老大之所以找这种小弟，是因为人傻好利用。生活中存在很多这种简单的坏人。

当然，如果头脑简单的人成长经历各方面环境都是积极的，他有可能发展成一种单纯的好人，因为他们不会对接受的教育想那么多，好的往往很彻底。

一个人无论复还是简单，做个有底线的人就很不容易了！

纪录片作为一种特殊的体裁，其真实性介于新闻和艺术之间，既承担着再现生活的作用，也体现着作者的艺术品味、并起到艺术作品之于社会的功能。而为了保持“真实性”，纪录片常常触碰到底层的伦理问题，即是否应当以真实性为最高追求，若是，那么如何处理为了得到“真实”的道德困境？若不是，那么纪录片与其他相似艺术形式的区别又在何处？

1. 现实主义的艺术真实

将《龙哥》划分为现实主义题材的类别不难，难的是无从判断在这现实主义中究竟多少属于“现实真实”。妻子阿俊在结尾说到，龙哥的演技很好，甚至会在拍摄前抽一管血含在嘴里——这是龙哥为了拍摄效果（艺术真实）营造的假象，但达到周浩所需的艺术真实后他又能获得现实真实的资金。在这里，艺术真实与现实真实只是互利共生的封闭内环，龙哥的现实生活因为艺术真实的目的介入而改变，再现龙哥生活的镜头也有选择地呈现更具艺术张力的片段。

跳出真实性框架而回归周浩初衷，他并未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纪录片计划，而是在与这些“朋友”的相处过程中逐渐清晰了目的。电影的最高价值并非记录生活，而是如同所有艺术一样到达对“人”的关怀层面。周浩在拍摄中有意地暴露自己（对话，甚至出现原型），这已经破坏了阿龙生活的“真实性”，而纪实美学的风格也让观众自觉接受了“异己”的存在；周浩给阿龙钱的目的既是为了拍摄，也是为了帮助，但显然被失去道德底线的阿龙利用，进而引出本片的伦理困境。

2. 难以解决的伦理困境

纪录片伦理主要处理拍摄者（镜头）与拍摄对象、拍摄对象与观众的凝视和观看两重关系。在《龙哥》中，第一层关系的边界模糊，本由拍摄者行使的权力关系却因与拍摄对象的利益共生而削弱甚至解构，当然换个角度，周浩能够以相对平等而非精英主义的姿态介入底层人物的生活，也是对传统镜头权力的颠覆。但是，周浩的“人文关怀”却变成龙哥再三索要的毒资，而且若不是龙哥一次次联系周浩，这部纪录片也不会被我们看到。龙哥反复说“周浩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对谁、谁对我做了什么我都很清楚”，但他也说“与记者始终隔着一层”“以后没必要联系了”，观众很难判断这究竟是龙哥的肺腑之言、还是他为了钱放下姿态的某种妥协，或许都有。而周浩确实真实进入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在龙哥入狱后仍然帮助安抚他的家人，甚至还在微博更新阿俊的消息（最新一条为7月2日）。

作为纪录片的拍摄者，他本应恪守镜头的照相与记录原则，采取客观的态度，但作为关怀社会关怀人的艺术家，他不过是尽一个“朋友”最大义务帮助被社会遗忘的他们，因为归根结底，纪录片伦理的关系是人的关系，拍摄者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作者，必然带有作为“人”的立场和行为，所追求的纪录片“真实性”不过是在客观的现实主义与主观的人文主义中找寻最佳平衡点，因此，纪录片伦理需要建筑在尊重或曰关怀的前提下，既需要尊重被摄者的实际生活，也需要尊重观众的审美需求，更需要尊重社会的道德底线。